後藤多聞寫這本書是受到司馬遼太郎的啟發，探討所謂的「中華」和「漢」。我對這本書的評價是introduction很有趣，作者找《二十四史》、《資治通鑑》原文、以及相關領域日本學者如宮崎市定、川本芳昭等人的研究成果很用心，但是論證有點薄弱，而且行文之間內心小劇場開太大。
作者的方法是從《二十四史》、《資治通鑑》找「中華」的用例，跟「中國」和「華夏」的用例做對照，其結論是「中華」這個詞彙特別是用在中原政權的對外關係上，也就是中原政權在界定我國和他國——這裡的「國」和現代國家的意義不同，傾向文明主義，以文化（亦即生活方式）決定——才會使用原本是星宿之一的「中華」一詞。
作者爬梳「中華」這個詞出現的脈絡：西晉時第一次出現，然後在五胡十六國被所謂的胡人/遊牧民族政權（作者稱之為「騎馬民族」，但我覺得沒有必要使用這個新名詞）發揚光大。尤其是幾個統一華北——也就是中原——的胡人/遊牧民族政權：前秦苻堅、北魏孝文帝與隋文帝，而在中原皇帝與遊牧民族的天可汗——唐太宗——身上發揚光大。因為當胡人/遊牧民族軍事征服華北之後，就必須證明自己統治中原的正當性以維持統治；尤其征服華北之後下個目標通常就是併吞江南的原中原政權與其繼承者，這些遊牧民族政權更需要有入侵江南的理由。此時他們的手法就是發明一個定義，來指稱有正當性的中原統治者，同時讓這個新定義包括自己的政權和原來的住民。苻堅在入侵江南之前先論證「氐人非胡」，北魏孝文帝不惜邯鄲學步也要強制推行漢化政策，都是為了取得統治中原和江南的正當性。這點在川本芳昭的《中華的崩潰與擴大》也有提到；而這本書則指出，「中華」——借鑑古書創造出來的新詞——就是這個包含遊牧民族與原來農耕民族（漢人）的定義。
然而我認為本書最嚴重的問題是「中華」在史書中的例子太少，尤其跟「中國」比起來，是十幾例與數百例的差別。此外，漢文中「中國」原意指「國中」，是「首都」的意思；要分析「中國」與「中華」的差別，就不能只是control+f找到「中國」的數量，而必須明確分別哪些「中國」指的是國家。另外，各朝代正史的「中華」都只有十數例，我認為樣本數不足以支持作者的推論。不過要特別澄清的是，遊牧民族必須想辦法認證自己統治中原與江南的正當性，這個觀念沒有問題，也不是後藤多聞發明的；只是這本書沒有說服我「中華」一詞是特別用在這個觀念上。
同時，我看不出來遊牧民族有什麼統治中國本部的正當性，所以作者內心小劇場一直用「彩虹」「悲願」「壯舉」來形容實在是覺得很煩。作者對中華還是沒有杜正勝所洞見的深刻。北魏孝文帝和唐太宗的中華，雖然是文明主義，到底還是以武力迫使對方屈服。
附帶一提，三武廢佛的根本原因也是文化正統爭論。崇佛是推崇遊牧民族文化的表現，而廢佛則是因為統治者想要獨尊儒教以證成其統治正當性。
這本書也提醒我思考唐太宗為什麼會變成王羲之的狂粉，連《晉書・王羲之傳》都要自己給他重寫。以遊牧民族（唐王室）需要取得中國本部統治正當性的角度來說，唐太宗恐怕是藉著書法——某種程度可以說是漢字文化的精華——來彰顯他統治中國本部的正當性。從中衍生的問題是，到底王羲之的書法成就是真的這麼高，還是唐太宗捧出來的？我本來就很喜歡王羲之的書法，所以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以下是零碎筆記：
- 「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通鑑》卷百十八，義熙十三年。）」
後藤說「崔浩在這裡所說的『中華』指的是東晉。」顯然是斷句錯誤。 - 唐太宗收集王羲之書法，由虞世南、褚遂良（虞世南過世後）鑑定真偽。鑑定為真者在紙縫處蓋上「貞」「觀」兩個小印——原來唐太宗是印章男孩一世。
- 我認為武則天應該不是漢人，或者說她在文化上應該不是遵照漢人文化。不然她跟唐太宗、唐高宗父子都有一腿漢人文化叫「聚麀」，等同禽獸。漢文化也不太可能讓她以女子之身稱帝，頂多就是作掌握實權的皇太后。
- 「維吾爾人也逐漸浸淫在中華的禮教中；即使不懂漢文，也知道在高尚的人面前低頭才是對的。」（司馬遼太郎/陳舜臣/金達壽《在歷史的交叉路口——日本、中國、朝鮮》）這種話你敢講我還不敢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