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這本書來看，是因為聽說作者吳濁流在這本書裡有提到二二八事件中，台灣菁英階層有系統地被中國國民黨政府捕殺，是半山提供名單的緣故。不過這本書實在有夠難找，絕版了買不到，又沒有電子書，好不容易才在露天拍賣買到一本二手書，收到之後一個禮拜就看完了（我覺得我看紙本書比電子書快）。
《台灣連翹》是吳濁流的半本回憶錄，另外一半寫在《無花果》。而《無花果》比較早完成付梓，《台灣連翹》則是補充《無花果》中缺少的資料，涉及敏感資訊，也因此吳濁流生前交代第九至第十四章須待十年或二十年之後方可發表。
「無花果」和「台灣連翹」這兩種植物在《亞細亞的孤兒》中有特寫鏡頭：
「某日，太明正佇立在庭前遐想，突然發現無花果已經結了果實，那些疏疏落落的豐碩的果實，隱蔽在大葉的背後，不留神便不容易發現。他摘了一個剖開來看看，那熟得通紅的果實，果肉已長得非常豐滿。他一面凝視著果實，一面心裏發生無限的感慨。他認為一切生物都有兩種生活方式：例如扶桑花雖然美麗，但花謝以後卻不結果；又如無花果雖無悅目的花朵，卻能在人們不知不覺間，悄悄地結起果實。這對現時的太明，不啻是一種意味深長的啟示，他對無花果的生活方式，不禁感慨係之。
他一面賞玩著無花果，一面漫步踱到籬邊，那兒的『臺灣連翹』修剪得非常整齊，初生的嫩葉築成一道青蔥的花牆，他向樹根邊看看，粗壯的樹枝正穿過籬笆的縫隙，舒暢地伸展在外面。他不免用驚奇的目光，呆呆地望著那樹枝，心想：那些向上或向旁邊伸展的樹枝都已經被剪去，唯獨這一枝能避免被剪的厄運，而依照她自己的意志發展她的生命。他觸景生情，不覺深為感動。」
《亞細亞的孤兒》是好幾年前看的，細節已經忘光光，但不知為何這兩種植物的景象倒是印象深刻。吳濁流的個性跟胡太明一樣，又華又感情豐富行動很少，實在令人感到不耐。他本人在《台灣連翹》中也常常提到自己個性懦弱，所以很多不平不滿都只在心裡沒有實際行動。不過也因此才能生存下來寫文章給我們看吧。
吳濁流本人出身自新埔小康農家，有點田地，祖父是漢學家，父親是漢醫。公學校畢業之後考上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之後前前後後在竹苗的公學校教書。跟李登輝的半自傳《新台灣的主張》參照相當有趣：吳濁流是1900出生，等於是生於日治時代的開始，而李登輝生於1923年，差了一個世代。出生時代和階級的不同，這兩人筆下對日治時代的描寫差別很大。吳濁流對日治時代的印象都是各種歧視、各種對台灣人不平等不合理的待遇。在國語學校台灣學生動輒就被退學，只是吳濁流本人的個性很低調，所以順利畢業拿到文官資格。從這個角度，或許可以了解當年戰後台灣人為什麼會「喜迎祖國」。
也因為吳濁流年輕時還不算是個A咖，又僻處鄉間，沒有參加「文化協會」的活動。然後因為對中華的歸屬感和被日本人的壓迫——在蘆溝橋事變爆發後益發嚴重——吳濁流跑到中國去。在這段時間裡他似乎是在汪精衛政府的守備範圍裡活動，學了中國話，後來成為報社記者。也感受到台灣人兩面不是人——不管在重慶還是在汪精衛政府都被視為外人或間諜嫌疑，不可能受信任。吳濁流在中國的經歷多半寫在《亞細亞的孤兒》與《無花果》中，不過《台灣連翹》裡倒是提到了丁默邨和張愛玲《色戒》的故事本事（丁默邨即《色戒》易先生原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吳濁流有感於中美聯手一定會打贏戰爭，唯恐不懂中國話的妻小在中國會遇到危險，就舉家遷回台灣了。
戰後二二八事件之前吳濁流在新生報工作。當時校對課有幾名外省人，其中的劉文島，曾經偷偷告訴吳濁流：「你們台灣人太天真太天真，一些也不懂祖國的複雜。有一天，必定吃個大虧，才會懂得。」吳濁流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單純的突發事件，但被長官公署和半山們利用；陳儀讓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立，一方面是為了拖延時間，另一方面是從中找請求中央派兵的藉口。劉文島的話應驗了，天真的台灣人也才明白話裡的意思。可惜付出的代價太大了，而且持續至今。
隨著年歲增長，我覺得作者本人有所改變；《台灣連翹》從第十一章開始也越來越好看。例如吳濁流特別追問「是誰策劃把台灣人知識階級一網打盡的？」他在1973年特別訪問了久違的P氏，從此證實被捕的黑名單上台灣人兩百多名，是從重慶回來的半山作的。這些人是劉啟光（侯朝宗）、林頂立、游彌堅、連震東、黃朝琴等人。
「他們把擬具的黑名單，請求丘念台、黃中將簽名，丘念台看後拒絕簽名，黃中將則支吾其詞，也未簽名。丘念台覺察到茲事體大，為了明哲保身，在援軍未登陸基隆以前就從基隆經由上海逃回廣東去了。丘念台曾經極力反對以戰犯和漢奸罪嫌逮捕台灣人，在新生報上屢次撰文發表，向中央陳情。即從這一點來看，丘念台本應該反對、阻止黑名單之提出，可是他和乃父丘逢甲一樣，是軟骨的開溜武士，無力貫徹自己的主張。不懂歷史動向的他，是個主觀式的善人，儘管經常在努力為善，客觀來看卻一無功效。」
這些半山們雖然有各種派別，不過一致地打倒本省知識階級、以求自己飛黃騰達。也因此一致指稱本省人被奴化，「非經再教育或再訓練便不能用」。由此可知「台灣人很奴」這種敘述是半山和49族一起編造出來的。
值得一提的是吳濁流對胡適的評價很差。吳濁流認為胡適與雷震在中國時就是同一掛的，《自由中國》創刊胡適也有份，結果雷震被捕的時候，胡適從米國趕回台灣，卻對雷震被捕一事隻字不提，隔天還會晤當時的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吳濁流更批評胡適在早期的《自由中國》上疾呼自由，當民眾感到共鳴而動起來的時候，胡適卻改弦更張，大喊「自由就是容忍」。當年在中國大喊「打倒孔家店」，卻來台灣「尊孔復興舊文化」。「在米國賣中國的膏藥，回到中國便改賣杜威的膏藥」。這本書裡很少看到吳濁流這麼兇悍地批評文化人，大概是真的很看不爽胡適吧。
奠定吳濁流地位的，是他晚年所創辦的雜誌《台灣文藝》和吳濁流文學獎。我看到陳芳明在書末討論吳濁流到底支持中國意識還是台灣意識？老實說我不是研究吳濁流的專家，這個問題對我來說沒有很重要。我覺得重要的是我們要了解，那個年代的人為什麼對「祖國」有所期待——這是儒家文化不鼓勵個人獨立、負責的表現——知道那個年代的缺點然後加以改進。台灣人開始以獨立文化來看待台灣文化，或許是從1990年代比較明顯，但是我們不需要因為這件事的歷史不長，就覺得不夠有正當性。唯有自信、獨立、堅持自己的理念、不用依傍於長遠的歷史和強大的「祖國」，才能真正走出獨立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