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潔妮《書寫一部台灣美術史：一段爭議的政治進程》

第二章：美術的論述似乎很依賴藝評家，而不是由觀者直接觀看。不知是否也是儒家文化的展現，或是因為缺乏在地連結，只能用論述來學習美術感知。

第三章，我認為中國主義者對文化是很敏感，所以他們的擔憂其來有自。反而是本書作者沒有掌握到一點：就算本土化運動中台灣性與中國性混在一起，經過時間之後會慢慢被討論、分開（她在p112似乎有觸及到這一點）。因此反本土派的說法並不是杞人憂天。

第四章，說到台灣味粗鄙、俗豔，我就覺得米國鄉村風和歐洲的洛可可都很俗豔。

雖然我也認為台灣人的認同問題是台灣社會作為一個共同體，最根本的問題；而且統獨問題是認同問體的外顯（表相）。這本書中西方性、中國性、與台灣性的競合，也是台灣人認同問題的外顯。然而，這本書將大部分的篇幅放在戒嚴後，與列舉的藝術家，讓我察覺真正的主題應該是這三者的競合（也是認同問題的表徵）——以美術史為例。李石樵的名字在前五章只被提到一次，而且是作為背景（第六章有寫更多）；以台灣美術史而言，是否有cherry-pick的問題？也就是說，作者的意圖並不是勾勒出台灣美術史，而是以台灣美術史作為背景，來探討西方性、中國性、台灣性的關係，和台灣政治社會的關聯。我認為書名隱約反映出作者的意圖，或許也可能想成《台灣美術政治史》。作者所要探討的問題絕對是台灣美術史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但必須小心的是，因為不符合作者的理論而未被討論的藝術家。換言之，讀者必須小心這本書的論點是否削足適履。

有關二二八藝術作品的女性敘事：有可能是真的缺乏女性主義視角，有待未來女性主義視角的作品來補足；但這不足以成為批評台灣國族主義的理由。

林孝庭《意外的國度》第七章

第七章，第一位米國來的英文老師（誤）柯克(Cooke)登場——柯克的「特種技術合作案」(Special Technician Program)是來台灣賣肥料的，所以還不算是英文老師。柯克是米國退役海軍上將，來台幫助蔣介石是因為米國親國民黨的政治人物與「中國遊說團」的組織「中國國際商業公司」與人脈。書中沒寫、但我猜測柯克來台助蔣的動機或許是想要有更大的影響力和做軍火生意。總之，蔣介石藉由柯克拉攏了東京盟總的麥克阿瑟；同時，華府國務院認為蔣介石太廢想嘗試倒蔣政變（由孫立人取而代之）、讓台灣不至於落入共產黨之手，但是麥帥挺蔣、以至於政變成功的困難度大大提高，政變計劃胎死腹中。蔣介石不愧是政治鬥爭敗部復活的第二名。不過第七章蔣介石還是各種大為光火、大發雷霆、惱怒至極，這本書應該可以作為「蔣介石震怒成語辭典」。

柯克的特種技術顧問團也讓華府國務院與東京盟總的矛盾加深，米國駐台北領事館對柯克和東京盟總各種繞過國務院官方管道參與台北政府軍政決策非常不滿——包括麥帥1950年七月底參訪台灣。不過最後1951年中特種技術合作案結束的原因，是台北駐美空軍採購團團長毛邦初不滿特種技術顧問團有自己的管道進行軍事採購案、台北駐美採購團無法分一杯羹，就跑去跟FBI和米國空軍特別調查部控告中國國際商業公司代表台北非法在米國採購軍火，還指控一些國務院官員以違法手段助其取得武器出口許可證。這讓空軍雷達採購和新的雷達技術人員計畫被迫中止。只能說中國人真的是內鬥內行，外鬥外行。

這章依然是蔣介石視角：「另一方面，面對內憂外患，蔣介石底下的國安單位也開始在台灣各地展開恐怖的肅清行動，剷除島內的地下共黨組織與反國民黨外圍組織，將監視、布建的觸角往下延伸至台灣各地的基層群眾。這些手腕呈現了黨國體制在台灣形塑過程中不太令人意外的一面，旨在穩定國民黨於島內的統治，重建蔣介石在統治集團裡的最高地位。也許對國民黨而言，在當時艱困的時空背景環境下，使出非常手段以鞏固權力，有其必要性，然而這些後來被稱為『白色恐怖』且極具爭議的整肅行動，也在數十年後，產生強烈無法的政治後座力，讓國民黨政府必須為其當年的作為，付出極大代價。」我一點都不認為國民黨有統治台灣的正當性；而且當年要不是陰錯陽差，以米國國務院對台灣的規劃，台灣可能在1950年就讓聯合國託管了。所以這段文字根本就是避重就輕。

林孝庭《意外的國度》第一、二章

看完兩章《意外的國度》，我覺得作者林孝庭果然就是中華民國視角，和我之前讀過他文章的印象一致。其實第一章還好，大部分事實陳述都沒什麼問題。第二章寫到二二八，問題就紛紛出籠。

第一是二二八事件完全使用官方敘事：

「這些政治力量一度奪取台中、嘉義、台南、高雄與台東等地的軍械庫，並與各地方政府當局發生武裝流血衝突，許多參與暴動者被逮捕後，遭到國民黨政府處決或軟禁。」其註解是「關於官方論點的詳細二二八事件報告，見賴澤涵《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時報文化，一九九四）」，後文甚至用「台灣暴亂」來指稱二二八事件。

第二是不斷黜臭（吐槽）葛超智(George Kerr)：

「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由布雷克、葛超智等駐台北外交官所撰寫的諸多觀察報告與建議，因充斥太多個人情緒與觀點，而引發諸多爭議，導致司徒雷登大使不得不提醒華府國務院，勿遽爾相信其有關台灣暴動的論述和評斷。」可是之後又一再引述葛超智對米國國務院提出有關台灣的建議，且認為很有道理。既然如此，我認為比較有可能的狀況是葛超智的觀察紀錄比較可靠，而米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則偏向中華民國政府的立場反而比較偏頗。

作者為了說明二二八之前台灣的情況沒有那麼嚴重，引用英國駐淡水領事館的說法：

「當時亦參與接收台灣任務的英國人士，其第一手記述或許可以平衡一下葛超智稍嫌誇大與主觀偏頗的說法。」

「一九四六年夏，英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的一份台灣政情觀察報告即指出，陳儀在處理名義上是中國人、然而實際上具有強烈島民心態、且與中國大陸傳統社會格格不入的台灣人與台灣事務時，表現得頗為出色。」

問題是二二八事件之後，英國駐淡水領事丁格(G.M. Tingle)與葛超智、布雷克(Blake，米國駐台北總領事)的看法不謀而合：

「他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立即拍電報給倫敦，說台灣問題的最佳解決辦法，就是讓該島脫離中國大陸的治理。......如同葛超智，丁格亦表達了對陳儀的憤懣，並說如果陳儀主持下的台灣省政體制不改變，那麼英國或者其他國家的官方或者民間貿易發展，在台灣都不會有任何實現的機會。」

是說林孝庭本人不覺得這兩段自相矛盾嗎？1946年夏陳儀治理台灣出色，1947年二月就爆發二二八，難道不覺得哪裡怪怪的嗎？

趁假日先把看完的筆記一下，接下來可能沒空寫筆記了。

後藤多聞《何謂中華、何謂漢？》

後藤多聞寫這本書是受到司馬遼太郎的啟發，探討所謂的「中華」和「漢」。我對這本書的評價是introduction很有趣，作者找《二十四史》、《資治通鑑》原文、以及相關領域日本學者如宮崎市定、川本芳昭等人的研究成果很用心，但是論證有點薄弱，而且行文之間內心小劇場開太大。

作者的方法是從《二十四史》、《資治通鑑》找「中華」的用例，跟「中國」和「華夏」的用例做對照，其結論是「中華」這個詞彙特別是用在中原政權的對外關係上，也就是中原政權在界定我國和他國——這裡的「國」和現代國家的意義不同，傾向文明主義，以文化（亦即生活方式）決定——才會使用原本是星宿之一的「中華」一詞。

作者爬梳「中華」這個詞出現的脈絡：西晉時第一次出現，然後在五胡十六國被所謂的胡人/遊牧民族政權（作者稱之為「騎馬民族」，但我覺得沒有必要使用這個新名詞）發揚光大。尤其是幾個統一華北——也就是中原——的胡人/遊牧民族政權：前秦苻堅、北魏孝文帝與隋文帝，而在中原皇帝與遊牧民族的天可汗——唐太宗——身上發揚光大。因為當胡人/遊牧民族軍事征服華北之後，就必須證明自己統治中原的正當性以維持統治；尤其征服華北之後下個目標通常就是併吞江南的原中原政權與其繼承者，這些遊牧民族政權更需要有入侵江南的理由。此時他們的手法就是發明一個定義，來指稱有正當性的中原統治者，同時讓這個新定義包括自己的政權和原來的住民。苻堅在入侵江南之前先論證「氐人非胡」，北魏孝文帝不惜邯鄲學步也要強制推行漢化政策，都是為了取得統治中原和江南的正當性。這點在川本芳昭的《中華的崩潰與擴大》也有提到；而這本書則指出，「中華」——借鑑古書創造出來的新詞——就是這個包含遊牧民族與原來農耕民族（漢人）的定義。

然而我認為本書最嚴重的問題是「中華」在史書中的例子太少，尤其跟「中國」比起來，是十幾例與數百例的差別。此外，漢文中「中國」原意指「國中」，是「首都」的意思；要分析「中國」與「中華」的差別，就不能只是control+f找到「中國」的數量，而必須明確分別哪些「中國」指的是國家。另外，各朝代正史的「中華」都只有十數例，我認為樣本數不足以支持作者的推論。不過要特別澄清的是，遊牧民族必須想辦法認證自己統治中原與江南的正當性，這個觀念沒有問題，也不是後藤多聞發明的；只是這本書沒有說服我「中華」一詞是特別用在這個觀念上。

同時，我看不出來遊牧民族有什麼統治中國本部的正當性，所以作者內心小劇場一直用「彩虹」「悲願」「壯舉」來形容實在是覺得很煩。作者對中華還是沒有杜正勝所洞見的深刻。北魏孝文帝和唐太宗的中華，雖然是文明主義，到底還是以武力迫使對方屈服。

附帶一提，三武廢佛的根本原因也是文化正統爭論。崇佛是推崇遊牧民族文化的表現，而廢佛則是因為統治者想要獨尊儒教以證成其統治正當性。

這本書也提醒我思考唐太宗為什麼會變成王羲之的狂粉，連《晉書・王羲之傳》都要自己給他重寫。以遊牧民族（唐王室）需要取得中國本部統治正當性的角度來說，唐太宗恐怕是藉著書法——某種程度可以說是漢字文化的精華——來彰顯他統治中國本部的正當性。從中衍生的問題是，到底王羲之的書法成就是真的這麼高，還是唐太宗捧出來的？我本來就很喜歡王羲之的書法，所以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以下是零碎筆記：

• 「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通鑑》卷百十八，義熙十三年。）」
  後藤說「崔浩在這裡所說的『中華』指的是東晉。」顯然是斷句錯誤。
• 唐太宗收集王羲之書法，由虞世南、褚遂良（虞世南過世後）鑑定真偽。鑑定為真者在紙縫處蓋上「貞」「觀」兩個小印——原來唐太宗是印章男孩一世。
• 我認為武則天應該不是漢人，或者說她在文化上應該不是遵照漢人文化。不然她跟唐太宗、唐高宗父子都有一腿漢人文化叫「聚麀」，等同禽獸。漢文化也不太可能讓她以女子之身稱帝，頂多就是作掌握實權的皇太后。
• 「維吾爾人也逐漸浸淫在中華的禮教中；即使不懂漢文，也知道在高尚的人面前低頭才是對的。」（司馬遼太郎/陳舜臣/金達壽《在歷史的交叉路口——日本、中國、朝鮮》）這種話你敢講我還不敢聽。

蔡潔妮《書寫一部台灣美術史：一段爭議的政治進程》新書發表會

今天聽了蔡潔妮線上新書發表會。發表會是全台語，剛好讓我練習台語聽力， 摸蜊仔兼洗褲。這本書是作者蔡潔妮的博士論文，以次帝國的觀點，探討西方性、中國性和台灣性在台灣美術史的影響；尤其是戰後的發展。不過她所提出的框架，亦即用殖民來解釋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策與文化發展，不管對台灣學界還是對法國漢學界，都是相當新穎的觀點；因此許多人不能接受，甚至排擠她。還好這本新書賣得相當不錯。

發表會的演講提到二戰剛結束的時候，中華民國政府為了顯示中國性比之台灣的優越性，讓中國性與位階更高的西方性結合；舉例來說，當西方流行抽象畫的時候，中華民國政府就連結水墨畫中的寫意，推崇寫意畫。而當中華民國被踢出聯合國、被米國斷交的時候，政府就需要加強中國性與台灣性的連結，以取得統治台灣的正當性；也因此朱銘的太極系列和其他美術家鄉土色彩濃重的作品就被看重。到了兩千年後中國崛起，台灣美術界也分裂：一派看到西方世界重視中國想要分一杯羹，於是重視中國性；另一派則用戒嚴時期中華民國完全不會碰的原住民與本土題材來強調其獨特的台灣性。前者為了要壓制後者，發明了許多打壓、醜化本土化的說法，例如抬高「全球化」的位階，塑造「關心本土議題就是沒有國際觀不登大雅之堂」的形象；同時強調美術與政治脫鉤才能彰顯恆久、普世性質的問題，簡言之就是「政治歸政治，美術歸美術」。

西方性、中國性、台灣性的策略聯盟，讓我想起陳翠蓮在《重探戰後台灣政治史》所分析的米國、中華民國、台灣的關係。戰後中華民國為了取得統治台灣的權利，拼命拉攏米國打壓台灣本土派；1970年代被踢出聯合國被米國斷交以後，蔣經國只好拼命在形式上提拔台灣人，並且不能不民主化，以重塑中華民國統治台灣的正當性。

中華民國對台灣而言是殖民政權這個觀點，我從2014年太陽花運動時期就略有所聞，因此對我來說並不新。然而我覺得這個觀點需要在學界有更多的辯證；實務上，要怎麼在目前險峻的中國威脅之下一邊保持台灣政局與各國盟友的穩定，一邊「解殖」，對本土派政治人物是艱困的挑戰。而中華民國學界——尤其是人文相關學界——的華腦太多，我對學界能否平心靜氣地「辯證」這個議題，實在不太樂觀。只能希望這幾年、未來有越來越多本土派學者進入學界。

作者蔡潔妮也花了不少時間分享她與她博士論文漢學審議委員的爭論，因為她回覆該審議委員的郵件也收錄在本書中。因為這篇論文是台灣美術史研究，在法國漢學界台灣屬於漢學研究的範疇，蔡潔妮的論文委員至少有一位必須是漢學家。她的漢學家委員對論文中的論證沒意見，但是整個是中華民國視角，完全無法理解蔡潔妮所描述的台灣，也不同意她用次帝國殖民的框架討論戰後台灣美術史。該委員甚至裝死、裝出差不回覆，讓作者的博士論文口試資格一度陷入危機；所性作者的指導教授最後與該委員溝通的時候指出「如果論證沒有問題、而只有前提你不同意的話，這是一個學術辯論的機會。你應該讓這位學生口試，你來口試現場辯論。」該委員接受了這個觀點給過，不過拒絕出席口試。

作者與漢學家委員的爭論包括「本省人」「外省人」的法文翻譯。法國漢學界把「本省人」翻譯成"Taïwanais de Souche"，但是"Francais de Souche"在法文的脈絡是在歧視鏈底端的法國白人，跟「本省人」在台灣的位階完全相反。作者非漢學家的指導教授指出這點，於是作者從善如流不採用法國漢學界的翻譯。

其實關於台灣學界華腦太多和西方漢學家太多中國（包括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視角、對台灣不友善的事情我講過很多次了，可惜一直沒有什麼回應。這次聽到蔡潔妮的說法，印證我的觀察並不是杯弓蛇影，也不是空穴來風。

胡佛研究所之蔣經國日記1979

早上在兩個重要meetings的夾縫中又跑了一趟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因為我的預約時間是明天，拜託了館員又因為有空位才讓我進去。

今天只有不到一個半小時，設定的目標是把蔣經國1979年日記中有關對待中國和台灣國防的部分節錄出來。前天節錄十月有關潛艦的部分不是很清楚，於是我先查九月十月的日記合訂本，把完整的句子抄下來。之後從一月開始看。

這次因為比較熟悉蔣經國的筆跡和日記格式，目標也比較明確，然後為了節省時間沒有邊看邊黜臭/thuh-chhàu，所以順利地在時間內查閱完一月到八月的日記（不過當然沒有前天讀得那麼仔細）。連同前天的份我看完了1979年。年初「中（華民國）」美斷交之後蔣經國的各種崩潰和哭枵就留待日後分享了。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一個多月前我就預約了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e)的檔案閱讀室，想說來見識見識兩蔣日記。不過因為一次不能調閱太多本，我也覺得不可能在閱讀室看四個小時的資料，就調閱了蔣經國日記最後一年（1979年），然後在Taiwan collection中隨機選了幾種。

今天下午來到檔案閱讀室的時候才發現原來我預約的是明天下午，不過因為檔案已經調閱出來了，閱讀室也還有空位，館員就臨時幫我預約。蔣經國日記雖然不是原件還是不能拍照，只能用館方提供的紙筆抄寫。我本來是想看美麗島事件、陳文成命案和江南謀殺案之後的日記，但是日記的最後一年是1979年，所以就從最後一卷十一月和十二月看起。

胡佛研究所的閱讀室預約最短時間是四小時。我預約時想說我怎麼可能在那邊看四小時，結果今天一小時大概看完一卷（兩個月）日記，最後看完兩卷還想繼續看。所以還真的有可能看四小時。不過1970年代的蔣經國日記台灣國史館去年底已經出版，台灣的朋友就不需要跑來這裡看。

看完四個月的日記，我認為陳翠蓮在《重探戰後台灣政治史》對蔣經國的分析很中肯。然後日記的紀錄還滿誠懇的，我也可以想見腦波比較弱的人研究蔣經國日記之後就變成蔣經國視角（我絕對不是在說林孝庭....才怪）。蔣經國的字還算好看，我為了不想輸給特務頭子所以筆記也盡量寫工整一點。他的日記本很像小學生日記本，格式每天一頁印好好的，每個禮拜有本週反省，還有本週預定工作。不過這四個月蔣經國看起來就是一直踅踅唸，所以寫在十月二十日的那一頁不見得就是十月二十日。

蔣經國在這四個月的日記裡講陳履安、郝柏村的壞話，而李登輝只有出現一次，陪蔣經國去馬祖，完全沒有戲份。也因此我認同陳翠蓮的說法，蔣經國根本沒有想要培養李登輝當接班人。日記多半是在七海官邸寫的，提到的家人是蔣友梅（蔣孝文的女兒）。也有提到一兩次章女（章女係指蔣孝章）。

因為中午在跟同事講話兩點才到，看完兩卷蔣經國日記已經四點多了。閱讀室四點半關門，我就沒看我調閱出來的膠卷，而隨便選的一盒剛好是1996年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的文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