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林正丈《臺灣政治有意思》卷首

開始閱讀若林正丈的《臺灣政治有意思》。原來在林宅血案當時，若林本人在台灣，而且就住在離林家步行幾分鐘的地方；跟家博的狀況有像。該說好佳哉若林是日本人，沒有像家博「大鬍子外國人」的明顯特徵，所以沒被國民黨特務栽贓？

才讀完第一章第一節就覺得非常感動——學界終於有人理解台灣狀況的感動。若林正丈描述台灣1970年代的處境：

其一，前述美國總統尼克森訪中、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日中建交與對臺斷交等國際政治的重大轉變，造成了包含日本在內的，當時國際政治上的氣氛。此時的轉變在國際政治上，明確「解決」的僅有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因此各國的外交當局仍苦惱於在實際層次上如何處理各種臺灣相關事務。即便如此，另一方面國際社會仍認為基本上臺灣問題已然解決，飄蕩著一股即便對臺灣問題不那麼在意也無妨的氛圍。

根據美國外交史專家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的論文指出，一九七二年美中發布〈上海公報〉之際，當時立下大功的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顧慮的是，在臺灣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某種形式吸收為止，對一直以來支援臺灣的美國而言，重點要放在「這段過渡期不要搞得太難看」。

另一點就是，自一九五〇年代起至一九七〇年代左右為止，左派影響力龐大的日本知識界對臺灣的認知。.....因為我察覺自己也無意識地帶有這種雙重標準：亦即，稱讚中國人民，但對於在反動派統治下，應該也生活於苦難中的臺灣人民，覺得即便不去考慮他們也無所謂。
這種狹隘的知識分子世界其實不容小覷。一九七〇年代為止，左派與進步的文化人士在日本學術界、文化界與出版界皆擁有一定影響力。類似此種對臺灣的先入為主式默認滲透甚廣，這也是當時日本認知上的習慣。前述的日中建交、對臺斷交造成的氛圍，可說再度對這種社會認知中的臺灣認知起到增幅的效果。

臺灣處於戰略家季辛吉基於地政學上勢力均衡觀點發想之「這段過渡期不要搞得太難看」認知下，這與日本左派認為臺灣總歸是遭社會主義勢力淘汰的反動派據守之島的邏輯，基本上類似並相通。這樣的看法或許過於穿鑿附會，但這兩者都有一個共同點：作為臺灣以外的政治主體或論述主體，在其各自的邏輯中都將臺灣視為歷史進程中的殘餘存在。一九七〇年代初達成日中建交的外交狂喜（Euphoria，指「日中友好」）裡可說也存在這種共鳴。同時，一九七〇年代前半漸次問世的前述二戰後日本第一代臺灣留學生的上述著作，也可說是在寧靜地抵抗著此種傾向。

 

邱永漢小說

這兩天在閱讀邱永漢小說選《看不見的國境線》。只能說讀短篇小說的速度是讀歷史書籍的五倍以上，一下子下冊就快看完了。

邱永漢可以說是偷渡者、逃亡者專業；作者本人在1948年就因為參與台獨而偷渡香港、再逃亡到日本。《偷渡者手記》這篇小說基本上就是王育德的傳記（至少九成以上雷同），據說王育德本來要被日本政府遣返，打官司的時候把這篇小說拿給法官，因而獲得法官同情而得以居留日本。這些小說1950年代以日文在日本發表，因此沒有遭到中華民國毒手。

雖然邱永漢本人有一些爭議，不過小說還不錯看。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Chapters 1-7

今天的台灣史讀書會讀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第四到第七章。雖然讀書會是讀吳叡人翻譯的華文版本，我覺得這本書才兩百多頁應該可以挑戰英文原文，所以買了英文版。然後本來我今天要翹課去滑雪，但是ski bus被取消——因為天氣太熱雪融化了，最後只好瘋狂趕進度看完。

截至第七章的感想是：this book doesn't offer an universal theory. 作者歸納了三波nationalism，包括中南美洲、北美洲、歐洲、日本與東南亞，闡述popular nationalism和official nationalism，同時也說明造成這三波nationalism的原因——例如地形與通訊技術的限制（中南美）、print-language (by print-capitalism) 統一語言（歐洲）、與帝國主義結合的official nationalism（俄國、英國與日本）、由殖民宗主國制定邊界的共同體（印尼）——都不是nationalism的充分或必要條件。也就是說，nationalism在某一地區、某一時間之所以形成，和當時當地的政治、地理環境、科技、社會、隔壁鄰居的狀況都有關係。這個系統會如何演化是由boundary conditions決定。換言之，如果今天我要建立台灣nationalism，這本書所分析的所有成因，都不能直接套用。

讀書會討論到跟台灣的比較，尤其是為什麼戰後台灣人沒有抓住稍縱即逝的殖民地獨立機會。我認為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是台灣人一直沒有參與政治的機會——跟同樣是被殖民的中南美洲和印尼不同，中南美洲的creole和印尼新興接受中等教育的階級都有在自己土地當行政官員的機會，儘管無法被任命為高階行政官員——以至於台灣人對政治的想像和實作都非常幼稚。米國戰後為了處理台灣與行政長官公署/國民政府之間的衝突，曾經「面試」過台灣獨立倡議者廖文毅等人，但是發現這些頭人一方面沒有台灣民意支持，另一方面本身也不成氣候（參看陳翠蓮老師的《重探戰後台灣政治史》）。第二是支持台灣獨立的陣營，一直無法提出能與和中國合併相匹敵的願景（參看艾頓《打破神話》）。和中國合併所能獲得的廣大市場、與對於自身能作為中國與西方世界連結樞紐的憧憬，蓋過想要獨立當家自主的渴望。當然這個願景是建立在天真台灣人對中國機制、文化的美化上，而這又回到第一點，台灣人對政治的想像和實作都太過天真幼稚。

其實到了現在，我也還是常常看到台灣人對政治的天真無知。歷史上也顯示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台灣菁英階級的反應。此外，我認為還有一個例子是台灣文化協會的分裂。"Imagined Communities"講到1905年俄國革命的時候，anti-Russification（Russification是沙皇offical naitonalism的政策）和階級革命兩股力量合流；反觀台灣的文化協會，因為民族主義優先還是階級革命優先搞不定，而不斷地減數分裂。雖然說，台灣人就是因為沒有機會在政治職務上鍛鍊、累積經驗，才會無法培養出政治手腕與能力；我還是不免感到苦澀。好佳哉，台灣民主化之後，本土派能夠當選公職，台灣人的政治能力一直有在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