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讀完第一章第一節就覺得非常感動——學界終於有人理解台灣狀況的感動。若林正丈描述台灣1970年代的處境：
其一，前述美國總統尼克森訪中、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日中建交與對臺斷交等國際政治的重大轉變，造成了包含日本在內的，當時國際政治上的氣氛。此時的轉變在國際政治上，明確「解決」的僅有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因此各國的外交當局仍苦惱於在實際層次上如何處理各種臺灣相關事務。即便如此，另一方面國際社會仍認為基本上臺灣問題已然解決，飄蕩著一股即便對臺灣問題不那麼在意也無妨的氛圍。
根據美國外交史專家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的論文指出，一九七二年美中發布〈上海公報〉之際，當時立下大功的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顧慮的是，在臺灣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某種形式吸收為止，對一直以來支援臺灣的美國而言，重點要放在「這段過渡期不要搞得太難看」。
另一點就是，自一九五〇年代起至一九七〇年代左右為止，左派影響力龐大的日本知識界對臺灣的認知。.....因為我察覺自己也無意識地帶有這種雙重標準：亦即，稱讚中國人民，但對於在反動派統治下，應該也生活於苦難中的臺灣人民，覺得即便不去考慮他們也無所謂。
這種狹隘的知識分子世界其實不容小覷。一九七〇年代為止，左派與進步的文化人士在日本學術界、文化界與出版界皆擁有一定影響力。類似此種對臺灣的先入為主式默認滲透甚廣，這也是當時日本認知上的習慣。前述的日中建交、對臺斷交造成的氛圍，可說再度對這種社會認知中的臺灣認知起到增幅的效果。
臺灣處於戰略家季辛吉基於地政學上勢力均衡觀點發想之「這段過渡期不要搞得太難看」認知下，這與日本左派認為臺灣總歸是遭社會主義勢力淘汰的反動派據守之島的邏輯，基本上類似並相通。這樣的看法或許過於穿鑿附會，但這兩者都有一個共同點：作為臺灣以外的政治主體或論述主體，在其各自的邏輯中都將臺灣視為歷史進程中的殘餘存在。一九七〇年代初達成日中建交的外交狂喜（Euphoria，指「日中友好」）裡可說也存在這種共鳴。同時，一九七〇年代前半漸次問世的前述二戰後日本第一代臺灣留學生的上述著作，也可說是在寧靜地抵抗著此種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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