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海英，蒙古名俄尼斯・朝格圖，是出身於鄂爾多斯的內蒙古人，目前是日本靜岡大學教授，專長是文化人類學。楊海英的背景讓他有別於漢族學者的遊牧民族視角（但是這個視角似乎已存在於日本和其他國家學者中），而他蒐集、整理、訪問內蒙古在20世紀的歷史、蒙古人與漢人政權的矛盾、漢人與漢人政權對蒙古人的迫害，更是值得台灣人借鑑。
這本《沒有墓碑的草原》就是楊海英整理十數名內蒙古具有代表性的文革倖存者訪談。大約在中華民國建立的時候，（戈壁沙漠）漠北的外蒙古得到俄國和孫文勢力的支持獨立，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國」。而漠南的內蒙古，當時已經有許多漢人殖民屯墾，又周旋在各路軍閥與日本、俄國的勢力中，因此沒辦法直接與蒙古人民共和國一起獨立。在日本掌控滿洲地區與滿洲國時代，內蒙古東部在滿洲國的勢力範圍下，其菁英階級接受了日本帶來的現代教育（是不是很像日本時代的台籍菁英？），包括現代軍事教育；這群人被稱為「挎洋刀的」。1945年日本戰敗，退出滿洲，這些菁英就開始籌備「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簡稱「內人黨」），準備民族自決，而他們的第一選擇就是與「同文同種」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合併。
然而，蘇聯與中國雙方都視內外蒙古合併之後的蒙古國為潛在威脅，不願意內外蒙古合併。於是內人黨轉而爭取在中國之下最大程度的自治。這裡的中國基本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蘇聯在1945年很快地控制滿洲（這一點溥儀自傳和電影末代皇帝都有提到），讓小弟中國共產黨接（劫）收。
內蒙古西部的鄂爾多斯，也就是黃河大彎曲的河套地區，與中國共產黨的根據地陝西延安相近。鄂爾多斯這一帶的內蒙古菁英有許多人被吸收到延安的民族學院學習，以烏蘭夫為首，是所謂的「根正苗紅的延安派」。1945年內人黨成立之時，共產黨利用東、西內蒙古「挎洋刀的」和「延安派」製造各種矛盾，最後共軍兵臨城下，迫使挎洋刀的推舉烏蘭夫為首，同意烏蘭夫延安派的主張，讓內蒙古歸於中國政權下。當然中國政權——美其名五族共和，實際上是漢族壓迫其他民族——派遣到內蒙古的漢人幹部與蒙古人多有衝突，也無意公平處理殖民內蒙古的漢人屯墾民耕地與蒙古人牧地的矛盾。根據楊海英的說法，烏蘭夫雖然是共產黨培養出來的蒙古菁英，但是很用心為蒙古鄉親爭取權利。於是共產黨對烏蘭夫也相當不滿，在1966年五月的「前門飯店會議」上，利用「挎洋刀的」的不滿，把烏蘭夫拉下馬，鬥倒烏蘭夫的「延安派」，也揭開了文化大革命序幕。再利用內蒙古群龍無首的狀況，一一鬥倒「挎洋刀的」，並且在許多內蒙古的聚落，也是文革時期的人民公社，展開有系統地屠殺、虐殺、性虐待。最後在文革結束各方開始檢討文革的時候，將內蒙古在文革時期的慘劇歸因於東、西內蒙古人民的內鬥，而對漢人——各種虐殺的執行者——隻字不提。
這本書很厚，不過我覺得抓到這個歷史脈絡之後，可以用1.5倍速看完。我特別注意到幾點：第一是漢人針對蒙古人的種族屠殺和迫害，從1891年的金丹道之亂（白蓮教的分支）開始：金丹道暴徒以「掃胡滅清殺韃子」為口號，殺人奪地，導致蒙古人北遷，改變了內蒙古的人口結構。接下來大清帝國開放漢人越過長城屯墾，使出洗人口之術，以致於到了二戰後，內蒙古的漢人人口是蒙古人的十倍，也阻礙了內蒙古人的民族自決。面對中國的人海戰術，台灣人不可不慎。
第三，漢人對內蒙古人的各種虐殺，慘不忍睹，光看文字都覺得毛骨悚然。書中提了好幾次，漢人幹部常常讓蒙古女性脫光坐在粗大麻繩上前後拉鋸，使其外陰與肛門拉通。這與《柏楊回憶錄》裡中國國民黨特務刑求49族記者沈嫄璋如出一轍。還有各種火烤、灑鹽水虐待，參照目前中國漢人幹部對待維吾爾族的種族滅絕與虐待，我有充足的理由認為中華文化有本質上的問題，也是造成非漢民族各種被壓迫的根源。
P.S. 「內蒙古」「外蒙古」是以漢人視角的稱呼，才會以「內」「外」分。我比較喜歡用「南蒙古」「北蒙古」或是「漠南蒙古」「漠北蒙古」。這篇書評用「內蒙古」是沿用本文的稱呼。
(P.S.)^2 雖然我對南蒙古人多多少少有點同病相憐之感，但是這不代表可以視為同陣營。這本書有一頁講到「當時（文革時）全國各地都有人民公社，除了OO、XX、和台灣」讓我白眼翻到後腦勺....不確定是作者還是譯者（中國人劉英伯、劉燕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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