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氏政權和現在的國民政府有很多類似的地方。一貫奉明正朔和國民政府主張自己是中國的正統政府，主旨相同。由此必然採取「反攻大陸」的國策，強迫台灣人犧牲以便奉行這個國策。驅使現在的台灣人向他們一無所知的大陸發動戰爭──鄭氏政權也有這種不合理的現象。移民為大陸的飢荒和戰亂所迫，好不容易來到台灣。他們看到向南北延伸遼濶肥沃的原野，對明天滿懷希望。「反攻大陸」在他們聽起來，一定覺得跟自己毫不相干。
和國民政府一樣，對於鄭氏政權來說，「反攻大陸」成功的可能性連萬分之一都沒有。他們唯一的生路就是和土著的台灣人擕手合作，在台灣建設新的國家。
這裡的「移民」指的是從唐山過台灣然後定居下來的人。
關於大清帝國時代台灣的政經：
朱一貴和林爽文的叛亂，一度有控制大局之觀，後來為什麼都慘遭失敗？研究這個問題，是台灣人不能忽視的重要工作。這裡因為篇幅有限，無法詳論，必須指出的就是，當時移民缺乏明確而且一致的政治理想。
清朝基於治安上的理由，對台灣的糧食情況感到憂慮，除獎勵稻作外，禁止將稻米運出島外。台灣農業的命運──米糖相剋，在台灣開拓之初就已存在。
一八八二年（光緒八年）到一八九一年（光緒十七年），台灣北部反而不得不從大陸輸入米，一年平均數萬石。這是台灣北部人口激增，加上連年歉收造成的結果。在這一段期間，南部照樣向大陸輸出米。這個現象乃因政治落後和交通不便使整個島無法發展成一個經濟單位。
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三月遇難的美國船羅拔號，結局尤其悲慘。李仙得和大酋長協商，結果締結條約使情形獲得改善，在當時可以說是明智之舉。卓杞篤嚴守信義，博得佳譽。當時台灣等於有兩個政府。這是具有象徵性的一樁事，說明了清朝統治下的台灣本質的一面。
有別於中國的風俗：
螟蛉子的流行是台灣特有的風俗之一。如眾週知，尊重男性血親的宗法制度在中國有悠久的傳統。但移民由於女人不夠，無法隨心所欲結婚成家，然而又不能沒有後嗣，就產生收養陌生人為養子的習慣。
女人不夠，當然提高了女性的地位。「男尊女卑」在中國只是表面上如此，在台灣，女人尤其有很大的發言權。女人在自己的名義下擁有財產，對丈夫遺產的分配插嘴干涉。
接下來更重要的是對台灣民主國的批判：
做為獨立宣言，格調不能算高。「恭奉正朔，遙作屏藩」這句話，令人懷疑其獨立的精神。這也難怪。民主國的建立，是由留在台灣想混水摸魚撈油水的清廷官吏，和想要死守既得權益的丘逢甲等大租戶兼讀書人階級，串演的一齣戲。
這裡一針見血講出日本與中華民國殖民台灣的高下：
馬關條約中規定的選擇國籍的自由和兩年的寬緩期限，比開羅宣言片面規定台灣人是中國人的措施，文明很多而且合乎人道。
觀察到台灣北部與南部的差別，至今仍然適用：
台北的不堪一擊和中南部的頑強抵抗，形成強烈的對比，北部氣質和中南部氣質的不同能說明其中的一部分。台北有如東京，是新開闢地區，由出外做活者聚集而成的大雜院，中南部有悠久的傳統，鄉土觀念很強。後來台北出現許多經濟人才，中南部則出現許多政治運動家，也許與此有關。
強調1895年「台灣民主國」與「乙未抗戰」的差別，也是吳密察90年代一系列論文所強調的（收錄在《台灣史是什麼》）
它和台灣民主國謀略性的抗戰必須嚴加區別。在初期，二者的抵抗偶然合為一體出現，因此才令人產生錯覺，以為這是民主國組織發動的抗戰。但是，面對強大的日軍，而且知道外國不會干涉的時候，謀略家和大租戶爭先恐後逃出台灣。他們可以把大陸當作最後避難場所。相反地，台灣人繼續抵抗到彈盡援絕，而且還會繼續抵抗下去。生為台灣人，死為台灣鬼，這是他們唯一的立場。
在這裡指出日治時期台灣人民主運動的盲點，更是深中肯綮：
但要實現這個理想，首先必須認清自己既非中國人亦非日本人，而是第三個民族的立場，加以主張並獲得承認。如果以中國人自居，利用所謂中日親善做為抵抗日本的權宜之計，總有一天會被拆穿西洋鏡，受到彈壓。如果以日本人自居，高喊中日親善，為虎作倀幫助日本人侵略中國，同樣會被中國人看破手腳，為中國人所不齒。
然而蔣渭水以及當時許多台灣的政治運動家，在觀念上抱著中國人的意識，不容諱言。他們對過去的台灣歷史認識淺薄，正面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剝削和壓迫。
他們對中國的實際情形不甚了了，對隨便加以美化的「祖國」，寄以鄉愁。一部分台灣人有機會到中國親身接觸，耳聞目睹，卻有一個通病就是只看好的一面，把它擴大解釋說給別人聽，而且因為屬於新知識，具有影響力。他們以中日親善的媒介自許，這種胸襟雖然可貴，但總是對中國有所偏袒，不容爭辯。
後來講到台灣文化協會左右路線分裂、最後日本總督府政策緊縮而導致整個民主運動的失敗，王育德引用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作為總評。簡言之，就是台灣當時的工業發展程度不高，工人階級的教育文化程度太低，因此排他的「無產階級運動」其實不是真正從無產階級中產生的，而是其他階級的知識分子，受到外來思想啟發而跳下來領導。然而，台灣作為殖民地，社會運動應該要聯合所有階級，才有成功的機會；矢內原忠雄甚至認為，需要由知識分子、中產階級領導，爭取到政治自由之後，整個社會才有階級鬥爭土壤。也就是說先團結一致爭取到政治自由之後再分左右啦！
我開始閱讀這段歷史的時候是看陳翠蓮的《自治之夢》，當時確實對文化協會的左右分裂感到一頭霧水。後來看吳叡人《福爾摩沙意識型態》第四章， 吳叡人把前因後果解釋地很清楚，我才知道他們到底在爭論什麼。然而，吳叡人這本書比較像事後諸葛硬把當時並不是很明顯的問題找出來，用來整理出完整的脈絡；我不太認為他的論述可以真實反映當時的狀況。所以我個人也是偏向王育德（或矢內原忠雄）的論點：在當時的情況下，最優先的還是政治自由，應該先團結爭取政治自由再來談路線左右。王育德特別提到這樣的論點仍然適用於今天（1970年代），我認為黨外運動與民進黨的主流的確是朝這個方向前進，一直到現在（2026年）——黨國陰影仍舊籠罩在台灣、轉型正義得不到社會過半數的支持——仍然適用。（而民進黨在80, 90年代也因著這個策略和國際上的因緣際會，至少成功讓台灣政黨輪替。）
日語教育對台灣現代化的影響：
日語的使用並非僅止於語言的問題。語言是表情達意的手段，學習量達到某一程度，就會引起質變，還會規定思考方式和世界觀。當然，語言背後的文化體系的優劣對這一點發揮極大的作用。不知道這是幸運或不幸，台灣人由於日語和日本文化而從封建社會蛻變到現代社會，因此日語似乎可以說給台灣人帶來相當大的質變。
台灣人在戰後無法對自己的命運有所共識因此沒有抓住稍縱即逝的機會：
所有參加聚會的人都主張台灣人的台灣、台灣門羅主義。至於具體上應該如何推動，卻無法定下方針。對於協約國的台灣政策，他們看不出任何苗頭，也摸不清國民政府會對台灣採取什麼態度。很明顯的事實就是，不能從安藤總督指揮下的日軍取得任何方式的合作。因此一般認為最聰明的辦法是觀望形勢，獨立的計劃屈服於機會主義的大勢下，化為泡影。
戰後台灣人對中國人的心態——因為善良而自卑：
但是台灣人對中國人非常寬大，達到卑躬屈膝的程度。因為台灣人知道自己的罪行──不但對台灣人的解放沒有發揮任何主動的作用，而且表面上等於幫助日本侵略中國──抱著強烈的自卑感。利用這個弱點，中國人以征服者自居，君臨台灣，旁若無人。
為什麼實行土地改革：
不管彼此的矛盾（陳誠與蔣經國）如何，有一點他們利害一致，那就是必須寄生於台灣人之上。國民政府逃到台灣後，立刻實施一連串的土地改革，實際上，這只是為了使國民政府本身成為台灣唯一最大的地主，確保廉價豐富的食糧，而採取的權宜措施。它還被當作國民政府「德政」的榜樣，利用於宣傳，甚至贏得不知底細的外國人的稱讚。
「國民政府自賣自誇說：「『耕者有其田』──土地為農民所有，收穫由農民享受。這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教，也是政府既定的土地政策。」那麼為什麼在大陸無法實施，逃到台灣之後才實施？理由很簡單：土地是台灣人的，國民政府本身無關痛癢。（中國人也有同樣的看法。參閱一九六一年十一月，香港自力出版社發行，孫家麒著《蔣經國竊國內幕》一六頁。）」
為什麼美國明明幫助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安身立命，國民黨骨子裡還是反美：
美國無意允許「反攻大陸」，而只要美國不援助，「反攻大陸」就不會成功，這一點國民政府並非不知道。明明知道還叫囂不停，除了上面提到的理由外，還有其他的陰謀，那就是先算好下一步，把「反攻大陸」成為泡影的責任轉嫁美國，不露痕跡地使中國難民的不滿和憤激化為對美反感，以謀政權的安泰，到最後無計可施時，搞國共合作。
看到這裡真的很佩服王育德的洞見，真是先知！！
國民黨政府怎麼在台灣洗腦：
警察、特務的嚴重監視，使小暴動也不可能發生，這是符合常識的見解，事實亦是如此，但也必須指出，國民政府體制對台灣人所做的精神上的閹割，多少得到成功。國民政府不斷強調中國擁有悠久的歷史和偉大的文化，企圖激發台灣人即將喪失的中華思想。進一步煽動說，台灣人不要小裏小氣，腦子裏只有狹窄的台灣，應該有海濶天空到廣濶的大陸闖天下的氣魄，這種煽動對純真的青少年特別有效。
兩百萬屬於統治階級的中國難民造成很可怕的風氣，假公濟私，貪污瀆職，講人事關係，對工作不負責任。這種風氣也影響到台灣人的社會。從感覺到挫折進而失去衝勁時，這個影響就像惡魔的誘惑一樣發生作用，使許多台灣人模倣中國人的惡習，進一步產生「食爸倚爸，食母倚母」（胳膊扭不過大腿）這種畏縮、聽天由命的心理。
於是要追求自由和獨立的台灣人，在和國民政府鬪爭之前，必須先和台灣人的精神閹割進行鬪爭。
同時也講到蔣經國啟用台灣才俊，也是拉攏人心、鞏固政權的手段。
最後我覺得王育德批評海外台獨運動真的是醍醐灌頂：
不管廖文毅或誰，要在日本展開獨立運動，爭取旅日台灣人的理解和支援是先決條件。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鍥而不捨從國民政府統治的實情，台灣人和中國人本質上的差異，獨立的好處來說服他們。
尤其是最後《我如何寫台灣：苦悶的歷史》這一章，字字珠璣。我非常推薦有志者仔細看一遍，特別是這一整段：
台灣的獨立，本質上就是台灣人和中國人全面攤牌。由來於中國人的台灣人，為什麼不得不和中國人攤牌？無論如何必須追究原由。
我們的敵人經常指責我們「背叛祖宗」、「出賣民族」。這是足以令人感到畏縮、惡劣之至的罵人話。這種「道德上」的責難，具有跟人身攻擊含義不同的尖銳度。我們也許可以說：正因對這種責難未能準備有效而適當的反駁，獨立運動才陷入停滯。
「臨時政府」那些人有什麼歷史理論，我曾經加以調查。結果發現他們主張：「鄭氏時代是台灣人第一個王國，台灣民主國是台灣人第二個王國，現在的獨立運動是第三個王國復國運動。台灣民族和中國民族的區別在於血統……」。我對此不能不產生全面的懷疑，但最初而且最大的疑問則是沒有談到歷史以前的極為單純的疑問。
許多台灣人對政治漠不關心，現在的獨立運動陷入停滯──這是過去曾經兩度建立獨立國家的民族所應有的狀態嗎？亡國的民族所做的抵抗，應該不是這麼輕鬆的。試將朝鮮人強烈的對日反感和台灣人對日本的感情加以比較即能明瞭。也可以說，正因台灣人一次也未曾擁有自己的國家，才不知道奴隸的悲慘。
說鄭氏政權是台灣人的國家，根本牛頭不對馬嘴。鄭氏高喊復明，想要反攻大陸。台灣人建立的國家怎麼可以是對大陸眷戀不捨的好戰國家！
至於台灣民主國，親共台灣人所做的奚落更令他們無言以對。親共台灣人知道唐景崧的獨立宣言中有「恭奉正朔，遙作屏藩」等語，把它當作奚落的最佳材料。
而且「臨時政府」那些人逃避責任，未能說明台灣人建立的這些國家壽命短促的原因。記取亡國的教訓，使其有助於現在的「復國」運動，豈非指導者的責任和義務？
後來我向某幹部打聽他們真正的想法。他說：
台灣真正的歷史沒有人懂。我們只想到怎麼說對我們的宣傳比較有利。一般人常懾於權威或傳統。宣傳說台灣的獨立實際上有哪些成績，既冠冕堂皇，又能夠打氣。反正政治和學問是兩回事。
這是所謂吹牛皮嚇唬人，確實也有一些道理。但是即使有人會詆毀說我不是「政治上的人物」，我還是認為不可以吹牛皮嚇唬人。吹牛皮嚇唬人不但勞心傷神，而且時間一久會露出破綻。被騙的人一定會光火，造成反效果。
說實話，這種吹牛皮嚇唬人的宣傳，對他們的獨立運動究竟有什麼好處，令人懷疑。有多少台灣人感奮興起？有多少日本人表示敬意和同情？
訴諸事實的做法，就台灣人的歷史而言，正如我這次在書中所述，沒有任何地方可引以為榮，不如說只有一連串的恥辱，實在苦不堪言。
但正確的努力始於正確的認識。瞭解正確的努力方向，即使是很微弱的力量，也能發揮有效的作用。
我一直認為有志於台灣獨立運動的人，把台灣民主國——這個既不台灣、又不民主、也不是一個國的東西——當神主牌來拜實在很瞎。終於看到有人跟我有同樣看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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