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野瀨久美惠《大英帝國的經驗》的啟示

米國有非常多愛爾蘭人，每年三月的St. Patrick Day（St. Patrick是愛爾蘭的守護聖者）之前會看到超市一片綠（愛爾蘭的守護象徵四葉草的顏色）；而芝加哥還會在Chicago River倒入綠色染料，把整條河染成綠色。愛爾蘭一部分人希望被納入聯合王國，另一部分的人強烈希望獨立、而且持續抗爭最後終於如願以償——讓我覺得似曾相識。愛爾蘭在十八世紀打輸戰爭被聯合王國統治的時候，因為被英格蘭人強迫生產英格蘭人所需要的穀類，而無法種植自己的主食馬鈴薯以至於導致大飢荒和大移民，最後形成了愛爾蘭本土580萬人口、海外超過七千萬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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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階段（按：獨立戰爭剛開始的1775年四月），人口數約莫兩百五十萬人的殖民地人民當中，以獨立為目標的愛國派(Patriots)大約只有八十萬人，而效忠於英國國王的保皇派(Loyalist)則大約是五分之一（頂多到四分之一）。其餘超過一百萬的人們都保持著中立的立場，換言之，即是心存懷疑或是抱持冷漠的態度。」

參照現在台灣支持獨立的人口，我突然感到很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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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國的經驗》這本書可以跟《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對照看。這兩本書有個觀點是一致的：自大航海時代以降，歐洲人只想在世界各地做生意（這種貿易風險很大但是真的很賺），根本不想管當地的政治和各項事務。他們在當地所有的行動都是確保能用最小的成本達成目的——在某種程度的法律保障之下做生意。

我念中學的時候是國立殯儀館教科書荼毒學子的最後幾年，當時學的華國屎觀，就是把十九世紀英國等「列強」對清國所提出的要求視為「百年國恥」——也就是天朝的敘事角度——但是用上一段的角度來看，再加上清國當時的「法治」程度，其實完全可以理解為什麼歐洲國家當時會要求領事裁判權等等事項。

如今的全球化，歐美國家的想法根本也沒什麼變——他們要的就是在某種程度的法律保障之下做生意。但是天朝學聰明了，用這一點讓天朝發大財，開始實現他們自古以來的野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只是歐美在大航海時代以來真的做了滿多糟糕的事（例如非洲的奴隸交易），這些年來也開始檢討、開始重視做生意對象的價值觀，就是所謂進步派的「政治正確」。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應該做的不是撻伐「政治正確」，而是讓歐美人民對天朝有正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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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多利亞女王利用女性身份營造君主形象的策略，讓我想到蔡英文政府第一次的內閣被批評女性成員過少。雖然這兩者是不同情況，但面對相似的問題是女性元首在社會上有男女性別偏見的情況下，如何領導。我完全可以理解蔡英文政府可能是因為身為台灣第一位女性總統，需要藉由更多男性閣員來平衡社會上潛意識對女性的不信任感，以順利推動政務。當然犧牲的就是女性閣員人數，性別團體批評也是他們應該做的事，但是台灣社會媒體環境太特殊——以我支持民進黨的立場，會認為有聲音出來就好，不宜追打這個議題，也不能操作輿論讓蔡政府換人。

歐陽泰《福爾摩沙如何變成台灣府？》/Tonio Andrade, "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一）

這本書很適合在看完《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之後閱讀。《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描述的大航海時代的起源、東印度的探險、東印度公司成立的背景與性質；然而在亞洲的焦點聚集在印度、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和日本，對台灣著墨不多。歐陽泰這本書等於是提供了互補資訊；結論中也指出，荷蘭東印度公司經營台灣的方式與其經營巴達維亞——亞洲總部——類似，或許這也是《東印度公司》沒有強調台灣的原因吧。

作者歐陽泰(Tonio Andrade)從他自己的博士論文改寫，因此可以看到內容相當詳細、註解嚴謹。因為原文實在太貴，我看了台灣學者鄭維中的譯本。鄭維中是台灣在海洋史領域的年輕學者，這本譯作相當通順文雅；吹毛求疵也只能說，極少數的句子有點卡，然後使用「提交」這個中國用語而非台灣用語「送出」有點刺眼。但總體而言是非常優秀的譯作。

本書的重點是1623-1662年的福爾摩沙荷治時期，尤其是荷蘭人與漢人「共構殖民(co-colonization)」的策略。共構殖民並不代表荷蘭人與漢人擁有同等的地位；而是由荷蘭人主導決策、提供武力後盾，而由漢人作為主要生產者。

「導論」中描寫當時的貿易結構非常清楚、也跟《東印度公與亞洲的海洋》、《大英帝國的經驗》、《歐洲霸權的光與影》幾本書相當吻合。十七世紀的歐洲沒有太多商品可以輸出，或者說當時的亞洲並不需要歐洲商品。然而歐洲人想要東南亞出產的香料和中國的絲織品、陶瓷器，再晚一點還加上印度出產的棉織品。歐洲人可以拿出來換取這些商品的，就是南美洲和日本出產的白銀。中國是當時全球市場的「白銀黑洞」，而中國之所以如此需要白銀，部分原因在於其紙鈔系統不健全。總而言之，中國對白銀的需求可說是「主導了全球貿易與殖民主義的環境」（例如西班牙帝國就是建立在開挖白銀上），也導致近代早期的物價革命（通貨膨脹）。

此外，在東亞、東南亞海域最活躍的是中國海商，其大多數是從福建出身。在德川幕府禁海令之前，也有不少日本的朱印船。對於外來者、又是人數相對少的西班牙、荷蘭人而言，採取的策略就是在航道上佔領據點，除了自己人的貿易，重要的收入來源是從當地的貿易活動徵稅。中國海商的弱點是沒有政府的支持，也不像荷蘭東印度公司統合所有國內的競爭者，所以在政治、軍事上無法與之抗衡。另一方面，福爾摩沙是在中國禁止國際貿易的情況下，進行違法中國日本貿易的絕佳所在；荷蘭人因此想要在福爾摩沙建立據點，而西班牙人也想要在馬尼拉之外建立艾爾摩沙（Isla Hermosa，Formosa的西班牙文）據點，以保障白銀輸入中國的航道。

荷蘭人開始在大員建立據點時相當辛苦，冒著各種生命危險——附帶一提，因為本書的主題，看起來好像有捍衛荷蘭人立場的意味，但我的立場、我相信也是作者的立場，是原住民是最無辜的。荷蘭人建立大員據點的主要敵人是當地原住民與漢人海盜。當地原住民以村落為單位，有自己的文化與生活方式，荷蘭人只能與之結盟，無法驅使。原住民村落之間時常互相攻伐，而荷蘭人以先進的武器，開始與實力較弱、常常被麻豆人打爆的新港人結盟；而從幾場火併中麻豆人也發現自己不是對手，進而同意接受荷蘭人的統治。麻豆是相對較大的村落，戰力強大，幾度交戰、表面結盟暗地翻盤之後，才真正歸於荷蘭人管轄；而荷蘭人搞定大員附近最有代表性的麻豆之後，就可說是掌握了大員一帶的原住民。至於新港人一直是最親近荷蘭人的盟友，我想這也是為什麼「新港文書」會出現在新港的原因吧。

La Biscotteria時刻

禮拜三和隊友去常去的La Biscotteria買biscotti（一種義式餅乾），在櫃檯的是老闆兼烘培師傅。這家店的biscotti有好幾種口味：巧克力片、白巧克力檸檬、牛奶巧克力、茴香、榛果、柑橘、藍莓、蔓越莓、可可加榛果等等等，隊友就問老闆說：

「你們不同口味的biscotti是用同一種生麵糰(dough)嗎？吃起來口味和口感都不太一樣。」

因為隊友和我唸dough都亂發音（義大利人很堅持每個字母都要發音，所以這種英文字都唸得亂七八糟），老闆聽不懂，就乾脆切換成義大利文；然後我就看到隊友開了歐基桑殺手外掛，跟老闆相談甚歡。老闆說他來自Sorrento（拿坡里附近的小城市，離阿瑪非很近），然後指著玻璃櫃裡面僅剩的兩個sfogliatelle說：

「這兩個sfogliatella你們拿回去吃吧。我要關門了，你們不拿的話我就得自己吃掉，就會chiatto chiatto（胖的當地方言）。」接著唱了一首歌；我當然是鴨子聽雷聽不懂，後來隊友說歌詞的意思是一隻小老鼠跑到廚房偷吃，牠不想要Americano [cheese]而要parmigiano（押韻），偷吃完變得很大一隻，連貓咪看到都會怕。隊友還說歌詞是當地方言，有一些段落他也聽不懂。

正當我們準備離開的時候，門鈴響了。老闆看到按鈴的人，碎碎念「那個很多話的來了」。

按鈴的米國客人一進門就很高興地宣布：「我在加州找到野生porcini了！」

因為義大利料理用的香菇通常就是porcini，老闆和隊友就開始跟米國客人聊。老闆說：

「porcini就是你放在廚房角落，遠遠地在這裡都可以聞得到！」

米國客人馬上從口袋裡掏出一包porcini：「你在這裡聞得到，是因為我帶了一大包來！」

因為timing實在太完美，我在旁邊整個笑翻。

米國客人接著說：「我們要稱porcini為Boletus edulis（拉丁文學名），這樣大家才聽得懂。不然我們講porcini，法文講別的，俄文又有不同的講法....」

「我的拉丁文都是在教堂裡學到的。」老闆講完就唸了一段拉丁文禱詞。

「我也在是教堂裡學拉丁文！」米國客人接腔：「我本來想去念神學院當神父的，直到遇到了一個女孩.....」

閒扯一陣子之後我跟隊友準備離開。老闆問了隊友從義大利的哪個地方來之後，又問到我。隊友說：

「Taiwanese.」

「Taiwan!  That's very dangerous!」米國客人驚呼：「中國的空軍一直跑去繞台灣、中國軍隊都在準備....我朋友最近要去台灣and I said, you are crazy!」

很好很好，最好是中國讓全世界都知道他們trouble maker的霸道形象，這樣民主國家的民意就會支持他們的政治人物挺台。身為台灣人該做的事情就是呈現出米國人喜歡的那種勇敢自信堅定形象；就是面試時要怎麼讓人家喜歡，用演的也要演出來。

「其實我們也算是習慣了啦。」我說。

米國客人回頭跟老闆解釋：「China wants to take Taiwan back!」

「Well, China wants to INVADE us.」聽他這麼講我馬上糾正：「we were never with them.」

越來越多米國人知道中國的野心了；前陣子聽到同事在說米國政府在考慮要增加在月球上的科學計畫，不然中國就要在月球上插旗了。我OS：會怕就好。

井野瀨久美惠《大英帝國的經驗》

《大英帝國的經驗》這本書，表面上是寫大英帝國從十八世紀末喪失美洲殖民地到二十世紀初的歷史，但實際上的主題是「大英帝國國民在帝國的各次重整中，凝聚他們的自我認同究竟是什麼？」因為這個的主題，我認為當代日本人一直在尋找二戰戰敗所喪失的認同(identity)——唯有迫切尋找自己認同的人，才會對別人如何建立認同特別有興趣；而對於迫不及待追求台灣認同的人如我，這本書非常有啟發性。此外，當代日本人尋找認同，同系列森安孝夫《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可窺一斑，而李登輝前總統也在寫給日本讀者的幾本書一再強調。

《大英帝國的經驗》第一個主題，就是喪失北美十三殖民地對帝國人民的衝擊。為了分析北美十三殖民地獨立、以及蘇格蘭人——由其是高地人(highlander)——在1707年英格蘭、蘇格蘭合併，與1775-1783美國獨立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這本書也回溯到1715與1745年詹姆斯黨人(Jacobite)起義的前因後果，和蘇格蘭高地人在其中的影響。北美十三殖民地獨立之前，由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與愛爾蘭一部分組成的聯合王國，與北美十三殖民地和加勒比海上的英屬西印度群島，以「新教」為共同的精神依歸，形成了大西洋經濟圈。因此，當北美十三殖民地以稅謀獨之時——由其是天主教的法國與北美十三殖民地聯手——讓英國人受到相當大的衝擊。也因此引起了許多「道德重整」的運動和討論，為之後的解放奴隸奠定輿論基礎。我認為這本書裡的「道德」跟中華式的「道德」是兩回事；在這本書裡討論的「道德」，是「我們該追求什麼樣的社會，要建立什麼樣的制度往這個目的推進」，而不是聚焦在中華式的個人修養——而這個差別，很值得長期耳濡目染中華文化的台灣人思考。

大英帝國在北美殖民地獨立之後，仍然持續大量移民，包括在獨立戰爭中的黑人保皇派，輾轉從加拿大、英國、到獅子山共和國。去美國的移民仍然是最大宗，而連同去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南非等地的移民，把英國的語言、文化散播到世界各地。接下來，大英帝國一方面將貿易逐漸轉向亞洲；另一方面國內的道德運動，結合了教會（貴格會）的宣傳，讓英國人民在理念上認同蓄奴是不道德的；又隨著工業革命、生產技術進步，西印度群島的農產經濟開始沒落，奴隸不再是最划算的生產工具，大英帝國成功在1833年廢除奴隸制度。而廢除奴隸制度與人權的宣揚，更成為大英帝國人民的新認同；這個主題，一直到現在仍然持續被討論。我們也可以從這段歷史了解，為什麼即使到了今天，英美仍然高度重視黑人人權的各種問題。同時，因為生產技術革命跟不上時代的英國人，可以藉由移民美國與大英帝國的殖民地維持自己的謀生能力；一方面這是英國向外移民的推力，另一方面，移民這個手段，也成為紓解英國本土社會問題的洩壓閥。

我覺得這本書最有趣的地方，是從現在仍然可以看到的英國景點和文化產品為切入點，討論很大的主題。比如說作者從《亂世佳人》郝思嘉的家庭背景，討論大批愛爾蘭人離開愛爾蘭的原因，以及愛爾蘭移民文化的傳承。從Bristol的慈善家、同時也是奴隸商人Colston雕像在1999年被塗鴉，討論奴隸解放。從倫敦的咖啡館、百貨公司和廣告文案，討論十八、十九世紀大英帝國的日常，和支撐這些日常生活、文化現象的脈絡。從大英博物館的木乃伊收藏，討論大英帝國十九世紀在非洲的擴張，又結合旅行業的發展（所以才會有《尼羅河謀殺案》的背景）。從《簡・愛》這本小說，鋪陳十九世紀聯合王國女性過剩的問題、和她們的謀生壓力。讓我有種「啊，原來之前看過的福爾摩斯/克莉絲蒂/Jane Austin/etc.小說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發生的啊，難怪會有XXX那樣的設定/情節」。附帶一提，作者也有提到華生醫生與福爾摩斯初見面的場景：

Holmes: "You have been in Afghanistan, I perceive."

而華生醫生之所以去阿富汗當軍醫，正是因為大英帝國的特殊背景。

這本書有整整一章節《女人們的大英帝國》，討論十九世紀女性過剩的現象。這也讓我恍然大悟：怪不得英國小說裡有這麼多女性家庭教師、英國有這麼多女性作家、有這麼多作品討論女性的婚姻。除此之外，當時女性的社會活動、仕女旅行家、女性傳教士、女性護士，和她們從自身經歷提出來的觀點，與這些觀點被討論的方向與程度，提供我們很多角度了解十九世紀女性在英國的地位，也比較能夠了解性別平權在英國的發展。我相當佩服仕女旅行家與女性傳教士能更孤身在未開發地區（非洲中部、中東等）篳路藍縷、冒險犯難——這是嬌生慣養、沒有沖水馬桶不行的我無法辦到的事。

特別是，這本書以「英國人看待女性角色」的角度來分析維多利亞女王所營造的公眾形象：維多利亞女王時代是「一個徹底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男性優於女性、女性附屬男性的想法變得表面化，要跨越『主動的男性/被動的女性』的分界線相當困難。....國民，尤其是中產階級對於女王，除了期待她在『公共領域』扮演起君主的角色之外，同時也期待在『私人領域』上看見她展現出身為丈夫的賢淑妻子、孩子們慈愛的母親的形象。」維多利亞女王在處理這個問題上顯然有非常高妙的技巧（在此先不論這個處理的影響是好是壞）：她在1840年結婚之後，「幾乎沒有完全單獨出現在繪畫或是照片之中。她始終與丈夫亞伯特親王共同以『女王夫妻』，再加上九個孩子們在一起的『女王一家』(The Royal Family)的形象，出現在國民的眼前。....展現出身為掌管『丈夫與孩子們環繞身邊的幸福中產階級家庭』的妻子和母親的形象。」而畫面的構圖，「都嚴謹地遵守著國王在畫面的左邊、王妃在右邊的歐洲圖像學上的慣例，確實地確保住她身為君主的立場。在眺望這個構圖的國民視線中，君主的『公共/私人』領域的界線不斷地被曖昧化。」身為十九世紀的女性與君主立憲制的女王，維多利亞女王利用「女性應該在私人領域」的觀念巧妙地限縮了她身為君主的權利，換來國民對君主立憲制度的支持與對王室的愛戴。從此英國人理所當然地認為君主就應該是女王，也喜歡看王室各種曬恩愛全家福。我記得第一次去英國時、看到倫敦滿坑滿谷的王室家庭照，受到不小的驚嚇（怎麼跟英美人重視隱私的觀念差那麼多？！）。從這裡我更能了解，即使歐美不乏女性領導人，其拿捏領導角色仍然是如履薄冰；也因此社會上還是有各種促進性別平權的組織與活動。更別說是台灣，我們一方面要肯定選出女性總統的成就，另一方面不要以為選出女性總統，性別問題就完全消失了。

討論了大英帝國之後，這本書的收尾就是「大英帝國的遺產」，也就是世界為什麼會是今天我們看到的樣子。我認為這本書的收尾比較弱，二十世紀之後的敘述或許是因為事件太多、篇幅太短，整體看來有點瑣碎雜亂。作者也提到她本人的研究重點是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不過比較重要的兩點還是有傳達出來：一是現在中東的問題，英國在二十世紀的政策可以說是始作俑者。二是英國如今變成「多民族國家」，因此引發的「白色英國人」和「黑色英國人」（牙買加）的衝突、英國人的認同，是在大英帝國時期種下的因——若非大英帝國擁有西印度群島、參與非洲黑人奴隸販賣，就不會有現在的多民族英國。

楊海英（俄尼斯・朝格圖）《沒有墓碑的草原》

楊海英，蒙古名俄尼斯・朝格圖，是出身於鄂爾多斯的內蒙古人，目前是日本靜岡大學教授，專長是文化人類學。楊海英的背景讓他有別於漢族學者的遊牧民族視角（但是這個視角似乎已存在於日本和其他國家學者中），而他蒐集、整理、訪問內蒙古在20世紀的歷史、蒙古人與漢人政權的矛盾、漢人與漢人政權對蒙古人的迫害，更是值得台灣人借鑑。

這本《沒有墓碑的草原》就是楊海英整理十數名內蒙古具有代表性的文革倖存者訪談。大約在中華民國建立的時候，（戈壁沙漠）漠北的外蒙古得到俄國和孫文勢力的支持獨立，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國」。而漠南的內蒙古，當時已經有許多漢人殖民屯墾，又周旋在各路軍閥與日本、俄國的勢力中，因此沒辦法直接與蒙古人民共和國一起獨立。在日本掌控滿洲地區與滿洲國時代，內蒙古東部在滿洲國的勢力範圍下，其菁英階級接受了日本帶來的現代教育（是不是很像日本時代的台籍菁英？），包括現代軍事教育；這群人被稱為「挎洋刀的」。1945年日本戰敗，退出滿洲，這些菁英就開始籌備「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簡稱「內人黨」），準備民族自決，而他們的第一選擇就是與「同文同種」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合併。

然而，蘇聯與中國雙方都視內外蒙古合併之後的蒙古國為潛在威脅，不願意內外蒙古合併。於是內人黨轉而爭取在中國之下最大程度的自治。這裡的中國基本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蘇聯在1945年很快地控制滿洲（這一點溥儀自傳和電影末代皇帝都有提到），讓小弟中國共產黨接（劫）收。

內蒙古西部的鄂爾多斯，也就是黃河大彎曲的河套地區，與中國共產黨的根據地陝西延安相近。鄂爾多斯這一帶的內蒙古菁英有許多人被吸收到延安的民族學院學習，以烏蘭夫為首，是所謂的「根正苗紅的延安派」。1945年內人黨成立之時，共產黨利用東、西內蒙古「挎洋刀的」和「延安派」製造各種矛盾，最後共軍兵臨城下，迫使挎洋刀的推舉烏蘭夫為首，同意烏蘭夫延安派的主張，讓內蒙古歸於中國政權下。當然中國政權——美其名五族共和，實際上是漢族壓迫其他民族——派遣到內蒙古的漢人幹部與蒙古人多有衝突，也無意公平處理殖民內蒙古的漢人屯墾民耕地與蒙古人牧地的矛盾。根據楊海英的說法，烏蘭夫雖然是共產黨培養出來的蒙古菁英，但是很用心為蒙古鄉親爭取權利。於是共產黨對烏蘭夫也相當不滿，在1966年五月的「前門飯店會議」上，利用「挎洋刀的」的不滿，把烏蘭夫拉下馬，鬥倒烏蘭夫的「延安派」，也揭開了文化大革命序幕。再利用內蒙古群龍無首的狀況，一一鬥倒「挎洋刀的」，並且在許多內蒙古的聚落，也是文革時期的人民公社，展開有系統地屠殺、虐殺、性虐待。最後在文革結束各方開始檢討文革的時候，將內蒙古在文革時期的慘劇歸因於東、西內蒙古人民的內鬥，而對漢人——各種虐殺的執行者——隻字不提。

這本書很厚，不過我覺得抓到這個歷史脈絡之後，可以用1.5倍速看完。我特別注意到幾點：第一是漢人針對蒙古人的種族屠殺和迫害，從1891年的金丹道之亂（白蓮教的分支）開始：金丹道暴徒以「掃胡滅清殺韃子」為口號，殺人奪地，導致蒙古人北遷，改變了內蒙古的人口結構。接下來大清帝國開放漢人越過長城屯墾，使出洗人口之術，以致於到了二戰後，內蒙古的漢人人口是蒙古人的十倍，也阻礙了內蒙古人的民族自決。面對中國的人海戰術，台灣人不可不慎。

其次，楊海英對蒙古人寄予同情，到了「根正苗紅的延安派」這一部，就有點洗白的意味。尤其是雲北峰，在延安受過四、五年的訓練，已經目睹了共產黨的「整風運動」，接受「毆打、強姦、暴虐的殘酷考驗」，之後仍然選擇加入中國共產黨，遊說蒙古人接受共產黨的條件歸附投降共產黨，無論如何說不過去。而且現在看來，雲北峰對奇琳花、奇全禧兄妹（鄂爾多斯的蒙古貴族頭人）的說法，完全就是共產黨慣用的統戰手法。雲北峰與奇琳花結婚，就是共產黨安插在奇琳花身邊的間諜，與傅作義的地下黨女兒異曲同工。

第三，漢人對內蒙古人的各種虐殺，慘不忍睹，光看文字都覺得毛骨悚然。書中提了好幾次，漢人幹部常常讓蒙古女性脫光坐在粗大麻繩上前後拉鋸，使其外陰與肛門拉通。這與《柏楊回憶錄》裡中國國民黨特務刑求49族記者沈嫄璋如出一轍。還有各種火烤、灑鹽水虐待，參照目前中國漢人幹部對待維吾爾族的種族滅絕與虐待，我有充足的理由認為中華文化有本質上的問題，也是造成非漢民族各種被壓迫的根源。

P.S. 「內蒙古」「外蒙古」是以漢人視角的稱呼，才會以「內」「外」分。我比較喜歡用「南蒙古」「北蒙古」或是「漠南蒙古」「漠北蒙古」。這篇書評用「內蒙古」是沿用本文的稱呼。

(P.S.)^2 雖然我對南蒙古人多多少少有點同病相憐之感，但是這不代表可以視為同陣營。這本書有一頁講到「當時（文革時）全國各地都有人民公社，除了OO、XX、和台灣」讓我白眼翻到後腦勺....不確定是作者還是譯者（中國人劉英伯、劉燕子）的問題。

李登輝《餘生：我的生命之旅與台灣民主之路》

這本書可以說是《新．台灣的主張》續集，一樣是李登輝前總統以日本讀者為主要對象所寫。原文是日文，台灣版由劉又菘翻譯。李登輝一貫的立場是不講蔣經國壞話；我當然不曉得他內心深處對蔣經國的評價，但是以日本人的立場而言，可以想像他不直接批評過去的長官——對自己青眼有加、破格提拔讓自己從一介學者踏入政壇、變成接班人的長官。

與《新．台灣的主張》一脈相承，李登輝希望日本人找回對自己文化的自信、因此找到對自己的認同，進而肩負起日本在今日國際情勢所必須承擔的使命。可以看見二戰後以麥克阿瑟將軍為首的米國人幫日本人重寫憲法之後，日本失去了靈魂，失去了自我認同(identity)。我不是日本人，不知道這個問題有多嚴重；但是從這一年來所閱讀的日本歷史學者著作，包括《大英帝國的經驗》、《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日本學者在研究自己的本業時，不但特別關心過去帝國人民的認同，也時時在自己的研究中尋找自己的認同。因為沒有堅定的認同，日本人也沒辦法有堅定的國家策略。如果日本人有堅定的認同，就會有自信，也會看到如今米國逐漸衰落的國際情勢中，日本必須主動承擔起維護西太平洋和平的責任；更直接的講法，就是日本必須與米國聯手，封印中國突破第一島鏈、將勢力擴及到太平洋的野心。在這樣的戰略之下，台灣的利益與日本、米國綁在一起，對日本是非常重要的盟友，也就是安倍晉三前首相所說的「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因此李登輝非常推崇安倍晉三前首相所推行的政策。在安倍前首相被暗殺的數月之後看來，實在不勝唏噓。

令人玩味的是，這個主張由李登輝提出來，比任何一個日本人更恰當。因為日本人至今仍有一種「發動太平洋戰爭（二戰）」的罪惡感與羞恥感，由日本人提出整軍經武、修改憲法第九條的看法，仍然是非常敏感而且容易招致日本國內、國際的批評。以李登輝的成長背景和經歷，向日本讀者呼籲，就巧妙地繞過被批評的理由。

這本書也包括了李登輝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批判，還有發表「兩國論」主張的背景。原來1999年中國國慶日是中國共產黨建國五十週年，北京政府打算向全世界宣告「台灣與香港並列，透過一國兩制合併」。李登輝政府掌握到這項情報，認為這項宣告一出口，台灣將會被逼入困境，因此有必要先發制人，先在七月九日德國之聲的專訪破梗：「兩岸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現在看來，不得不稱讚這是傑出的一手。

另外這本書裡有講到李登輝剛從蔣經國手中接下政權的險境，和把軍隊國家化的策略。李登輝讓郝柏村當上國防部長，遠離對軍隊的實質權力，然而郝柏村卻越權維持自己對軍隊的控制力。於是李登輝進一步讓郝柏村當行政院長，然後在下一任立法委員選舉完之後，不再與郝柏村續約。這段歷史大家都耳熟能詳，但是從當事人口中娓娓道來，還是在淡定中有種驚心動魄的震撼力。

之後李登輝拜訪萬年國大代表，給予他們優厚的條件拜託他們退休，也因此完成國會改選，讓「中華民國」國會從此有台灣本土的代表性。可以看到的是台灣的民主化是這樣一小步一小步、看似只有象徵意義但是實質上影響巨大深遠的步調逐漸轉型的。此外，李登輝也強調完成某項政治目標需要有許多前置準備工作，如此才能水到渠成；並以安倍晉三第一次就任首相的失敗政策為例。我覺得李登輝傑出的地方就在於他有長遠的眼光，同時看到抽象的政治結構與實務上的推行手段，並且能夠按部就班實現目標。佩服他的同時，我也提醒自己，不要因為政治實務的現實性，忘記了政治的根基——文化與認同——的重要性；眼光放遠，不要被一時選舉的成敗所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