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nald P. Toby《逆轉中華：江戶日本如何運用情報與外交改寫東亞秩序》

選這本書來看是以為書裡在講幕末外交，沒想到是眼殘看錯文案；這本書的重點是德川幕府早期的外交。我有興趣的地方是日本為什麼在黑船來臨之後這麼快地跟上西方文明、脫亞入歐；《逆轉中華》這本書並沒有詳細分析這一點，只稍微說明因為日本至少從德川幕府初期，就重視自己國家的主體性，所以有直接跟歐美國家建立、調整關係的主動權。相形之下，東亞其他國家因為是中國的藩屬國，與歐美國家的關係唯中國馬首是瞻；當中國疶屎之時也就跟著疶屎了。話說回來，所謂的其他東亞國家主要是朝鮮；琉球和台灣勉強各自算是半個國家吧。

若林正丈《臺灣政治有意思》卷首

開始閱讀若林正丈的《臺灣政治有意思》。原來在林宅血案當時，若林本人在台灣，而且就住在離林家步行幾分鐘的地方；跟家博的狀況有像。該說好佳哉若林是日本人，沒有像家博「大鬍子外國人」的明顯特徵，所以沒被國民黨特務栽贓？

才讀完第一章第一節就覺得非常感動——學界終於有人理解台灣狀況的感動。若林正丈描述台灣1970年代的處境：

其一，前述美國總統尼克森訪中、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日中建交與對臺斷交等國際政治的重大轉變，造成了包含日本在內的，當時國際政治上的氣氛。此時的轉變在國際政治上，明確「解決」的僅有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因此各國的外交當局仍苦惱於在實際層次上如何處理各種臺灣相關事務。即便如此，另一方面國際社會仍認為基本上臺灣問題已然解決，飄蕩著一股即便對臺灣問題不那麼在意也無妨的氛圍。

根據美國外交史專家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的論文指出，一九七二年美中發布〈上海公報〉之際，當時立下大功的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顧慮的是，在臺灣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某種形式吸收為止，對一直以來支援臺灣的美國而言，重點要放在「這段過渡期不要搞得太難看」。

另一點就是，自一九五〇年代起至一九七〇年代左右為止，左派影響力龐大的日本知識界對臺灣的認知。.....因為我察覺自己也無意識地帶有這種雙重標準：亦即，稱讚中國人民，但對於在反動派統治下，應該也生活於苦難中的臺灣人民，覺得即便不去考慮他們也無所謂。
這種狹隘的知識分子世界其實不容小覷。一九七〇年代為止，左派與進步的文化人士在日本學術界、文化界與出版界皆擁有一定影響力。類似此種對臺灣的先入為主式默認滲透甚廣，這也是當時日本認知上的習慣。前述的日中建交、對臺斷交造成的氛圍，可說再度對這種社會認知中的臺灣認知起到增幅的效果。

臺灣處於戰略家季辛吉基於地政學上勢力均衡觀點發想之「這段過渡期不要搞得太難看」認知下，這與日本左派認為臺灣總歸是遭社會主義勢力淘汰的反動派據守之島的邏輯，基本上類似並相通。這樣的看法或許過於穿鑿附會，但這兩者都有一個共同點：作為臺灣以外的政治主體或論述主體，在其各自的邏輯中都將臺灣視為歷史進程中的殘餘存在。一九七〇年代初達成日中建交的外交狂喜（Euphoria，指「日中友好」）裡可說也存在這種共鳴。同時，一九七〇年代前半漸次問世的前述二戰後日本第一代臺灣留學生的上述著作，也可說是在寧靜地抵抗著此種傾向。

 

邱永漢小說

這兩天在閱讀邱永漢小說選《看不見的國境線》。只能說讀短篇小說的速度是讀歷史書籍的五倍以上，一下子下冊就快看完了。

邱永漢可以說是偷渡者、逃亡者專業；作者本人在1948年就因為參與台獨而偷渡香港、再逃亡到日本。《偷渡者手記》這篇小說基本上就是王育德的傳記（至少九成以上雷同），據說王育德本來要被日本政府遣返，打官司的時候把這篇小說拿給法官，因而獲得法官同情而得以居留日本。這些小說1950年代以日文在日本發表，因此沒有遭到中華民國毒手。

雖然邱永漢本人有一些爭議，不過小說還不錯看。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Chapters 1-7

今天的台灣史讀書會讀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第四到第七章。雖然讀書會是讀吳叡人翻譯的華文版本，我覺得這本書才兩百多頁應該可以挑戰英文原文，所以買了英文版。然後本來我今天要翹課去滑雪，但是ski bus被取消——因為天氣太熱雪融化了，最後只好瘋狂趕進度看完。

截至第七章的感想是：this book doesn't offer an universal theory. 作者歸納了三波nationalism，包括中南美洲、北美洲、歐洲、日本與東南亞，闡述popular nationalism和official nationalism，同時也說明造成這三波nationalism的原因——例如地形與通訊技術的限制（中南美）、print-language (by print-capitalism) 統一語言（歐洲）、與帝國主義結合的official nationalism（俄國、英國與日本）、由殖民宗主國制定邊界的共同體（印尼）——都不是nationalism的充分或必要條件。也就是說，nationalism在某一地區、某一時間之所以形成，和當時當地的政治、地理環境、科技、社會、隔壁鄰居的狀況都有關係。這個系統會如何演化是由boundary conditions決定。換言之，如果今天我要建立台灣nationalism，這本書所分析的所有成因，都不能直接套用。

讀書會討論到跟台灣的比較，尤其是為什麼戰後台灣人沒有抓住稍縱即逝的殖民地獨立機會。我認為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是台灣人一直沒有參與政治的機會——跟同樣是被殖民的中南美洲和印尼不同，中南美洲的creole和印尼新興接受中等教育的階級都有在自己土地當行政官員的機會，儘管無法被任命為高階行政官員——以至於台灣人對政治的想像和實作都非常幼稚。米國戰後為了處理台灣與行政長官公署/國民政府之間的衝突，曾經「面試」過台灣獨立倡議者廖文毅等人，但是發現這些頭人一方面沒有台灣民意支持，另一方面本身也不成氣候（參看陳翠蓮老師的《重探戰後台灣政治史》）。第二是支持台灣獨立的陣營，一直無法提出能與和中國合併相匹敵的願景（參看艾頓《打破神話》）。和中國合併所能獲得的廣大市場、與對於自身能作為中國與西方世界連結樞紐的憧憬，蓋過想要獨立當家自主的渴望。當然這個願景是建立在天真台灣人對中國機制、文化的美化上，而這又回到第一點，台灣人對政治的想像和實作都太過天真幼稚。

其實到了現在，我也還是常常看到台灣人對政治的天真無知。歷史上也顯示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台灣菁英階級的反應。此外，我認為還有一個例子是台灣文化協會的分裂。"Imagined Communities"講到1905年俄國革命的時候，anti-Russification（Russification是沙皇offical naitonalism的政策）和階級革命兩股力量合流；反觀台灣的文化協會，因為民族主義優先還是階級革命優先搞不定，而不斷地減數分裂。雖然說，台灣人就是因為沒有機會在政治職務上鍛鍊、累積經驗，才會無法培養出政治手腕與能力；我還是不免感到苦澀。好佳哉，台灣民主化之後，本土派能夠當選公職，台灣人的政治能力一直有在進步。

岡田英弘《日本史的誕生》

網友在討論《世紀血案》竄改歷史的意圖。

剛好讀到日本學者岡田英弘對中國歷史的看法。分享在此。

然而，中國人卻不一樣。對於中國人而言，記錄的行為意味寫下應該發生的事。在歷史的紀錄上，如果事情的發展不如預期，那麼便不加以記錄，又或寫下的是記錄者的理想，讓世界變得更美好。這經常出現在近代中國的日記當中，當將這些日記與外國人的紀錄對比時，會發現許多出入。這並不是說中國人天生就愛說謊，而日本人和歐美人特別誠實。對於中國人而言，他們記錄下的是配合其喜好的事實，這樣看起來才會更真實。

 

什麼是意識型態？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名譽教授岡田英弘說：

至於意識型態描繪的則是未來世界應有的樣子，主張現在的世界應該朝其邁進。

沒有意識型態，就是對未來沒有願景。這是什麼值得洋洋得意、沾沾自喜的特質嗎？

自我認同的基幹是歷史。被問到「你是誰」的時候會回答名字。名字有姓，而姓是從父母而來。也就是說，自己是誰也就等於祖先是誰，換句話說就是歷史。什麼樣的歷史創造出自己，這是自我認同的出發點。 

不僅是個人，國家也相同。剛創立的國家首先著手進行的就是撰寫歷史。如果沒有撰寫歷史，那麼就無法確定自己是什麼人，而這又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這是現實的政治問題。為了掌國家之舵、合眾人之力，就必須要有歷史。如果沒有歷史，神話也可以。

這就是歷史的重要，也是為什麼極權政府會有真理部篡改歷史。

是說岡田英弘的書感覺很老派。雖然會有不少（對我來說是）新觀念、和當年是新的現在仍然未過時的觀念，但也常常讓我覺得鬼打牆，同樣一個觀念會重複講好幾次。

井上久所寫的電視劇《國語元年》中描述，明治初期也遭遇了同樣的問題。在江戶時代的社會、文化普及的事物可以用當時的日語充分表現出來，但到了文明開化的時代，對於新出現的事物，僅用江戶時代的日語已經無法充分表現。為此，明治的人首先以英語和其他歐洲語言為基礎，將歐洲語的文章一個字一個字地換成日語，人為創造了文章體裁和語彙。開發新日本語的先鋒是明治時期的文學家。無論是森鷗外、尾崎紅葉，還是夏目漱石，他們的作品如此風靡一世，無論是誰都有讀過，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的作品教導了我們新日本語的使用方式。讀者吸收他們的說法，終於可以面對新的時代，表現出想說的話。就算如此，歐洲語是日語原型的意識，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依舊表現在「原語」、「原書」這些詞彙上。日語建立在英語基礎上的意識，也許現在更為強烈。

其實華語也經過同樣的轉變；如果對照現在使用的華語，和《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甚至是《朱子語類》，都可以發現明顯的差別。余光中有一篇文章《中文的常態與變態》把中文西化的語法整理得很清楚。我以前還是基本教義派的時候，覺得不應該使用西化語法；但後來我發現西化語法和傳統語法表達的意思還是不太一樣，也就是說，傳統語法不能傳達我想表達的意思。也因此我現在會選擇使用能夠更精準表達的方式，而不是執著於使用傳統語法。

是說我只看過夏目漱石的《心鏡》和尾崎紅葉的《金色夜叉》，當年完全看不懂這兩個人到底是有名在哪——尤其是《金色夜叉》根本就是八點檔劇情。

王育德《台灣：苦悶的歷史》

王育德這本書對我而言是大驚喜。原本以為這麼舊的書（1970年代初版），頁數不多而涵蓋的時間長，應該只有非常淺顯的介紹；這本書的重要性應該只是第一本（或第二？）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書。沒想到雖然歷史事件的確只有淺顯的介紹，但是王育德本人的評論非常深中肯綮，大部分以現代的眼光也不覺得過時。

鄭氏政權和現在的國民政府有很多類似的地方。一貫奉明正朔和國民政府主張自己是中國的正統政府，主旨相同。由此必然採取「反攻大陸」的國策，強迫台灣人犧牲以便奉行這個國策。驅使現在的台灣人向他們一無所知的大陸發動戰爭──鄭氏政權也有這種不合理的現象。移民為大陸的飢荒和戰亂所迫，好不容易來到台灣。他們看到向南北延伸遼濶肥沃的原野，對明天滿懷希望。「反攻大陸」在他們聽起來，一定覺得跟自己毫不相干。

和國民政府一樣，對於鄭氏政權來說，「反攻大陸」成功的可能性連萬分之一都沒有。他們唯一的生路就是和土著的台灣人擕手合作，在台灣建設新的國家。

這裡的「移民」指的是從唐山過台灣然後定居下來的人。

關於大清帝國時代台灣的政經：

朱一貴和林爽文的叛亂，一度有控制大局之觀，後來為什麼都慘遭失敗？研究這個問題，是台灣人不能忽視的重要工作。這裡因為篇幅有限，無法詳論，必須指出的就是，當時移民缺乏明確而且一致的政治理想。

清朝基於治安上的理由，對台灣的糧食情況感到憂慮，除獎勵稻作外，禁止將稻米運出島外。台灣農業的命運──米糖相剋，在台灣開拓之初就已存在。

一八八二年（光緒八年）到一八九一年（光緒十七年），台灣北部反而不得不從大陸輸入米，一年平均數萬石。這是台灣北部人口激增，加上連年歉收造成的結果。在這一段期間，南部照樣向大陸輸出米。這個現象乃因政治落後和交通不便使整個島無法發展成一個經濟單位。

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三月遇難的美國船羅拔號，結局尤其悲慘。李仙得和大酋長協商，結果締結條約使情形獲得改善，在當時可以說是明智之舉。卓杞篤嚴守信義，博得佳譽。當時台灣等於有兩個政府。這是具有象徵性的一樁事，說明了清朝統治下的台灣本質的一面。

有別於中國的風俗：

螟蛉子的流行是台灣特有的風俗之一。如眾週知，尊重男性血親的宗法制度在中國有悠久的傳統。但移民由於女人不夠，無法隨心所欲結婚成家，然而又不能沒有後嗣，就產生收養陌生人為養子的習慣。

女人不夠，當然提高了女性的地位。「男尊女卑」在中國只是表面上如此，在台灣，女人尤其有很大的發言權。女人在自己的名義下擁有財產，對丈夫遺產的分配插嘴干涉。

接下來更重要的是對台灣民主國的批判：

做為獨立宣言，格調不能算高。「恭奉正朔，遙作屏藩」這句話，令人懷疑其獨立的精神。這也難怪。民主國的建立，是由留在台灣想混水摸魚撈油水的清廷官吏，和想要死守既得權益的丘逢甲等大租戶兼讀書人階級，串演的一齣戲。

這裡一針見血講出日本與中華民國殖民台灣的高下： 

馬關條約中規定的選擇國籍的自由和兩年的寬緩期限，比開羅宣言片面規定台灣人是中國人的措施，文明很多而且合乎人道。

觀察到台灣北部與南部的差別，至今仍然適用： 

台北的不堪一擊和中南部的頑強抵抗，形成強烈的對比，北部氣質和中南部氣質的不同能說明其中的一部分。台北有如東京，是新開闢地區，由出外做活者聚集而成的大雜院，中南部有悠久的傳統，鄉土觀念很強。後來台北出現許多經濟人才，中南部則出現許多政治運動家，也許與此有關。

強調1895年「台灣民主國」與「乙未抗戰」的差別，也是吳密察90年代一系列論文所強調的（收錄在《台灣史是什麼》）

它和台灣民主國謀略性的抗戰必須嚴加區別。在初期，二者的抵抗偶然合為一體出現，因此才令人產生錯覺，以為這是民主國組織發動的抗戰。但是，面對強大的日軍，而且知道外國不會干涉的時候，謀略家和大租戶爭先恐後逃出台灣。他們可以把大陸當作最後避難場所。相反地，台灣人繼續抵抗到彈盡援絕，而且還會繼續抵抗下去。生為台灣人，死為台灣鬼，這是他們唯一的立場。

在這裡指出日治時期台灣人民主運動的盲點，更是深中肯綮：

 但要實現這個理想，首先必須認清自己既非中國人亦非日本人，而是第三個民族的立場，加以主張並獲得承認。如果以中國人自居，利用所謂中日親善做為抵抗日本的權宜之計，總有一天會被拆穿西洋鏡，受到彈壓。如果以日本人自居，高喊中日親善，為虎作倀幫助日本人侵略中國，同樣會被中國人看破手腳，為中國人所不齒。

然而蔣渭水以及當時許多台灣的政治運動家，在觀念上抱著中國人的意識，不容諱言。他們對過去的台灣歷史認識淺薄，正面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剝削和壓迫。

他們對中國的實際情形不甚了了，對隨便加以美化的「祖國」，寄以鄉愁。一部分台灣人有機會到中國親身接觸，耳聞目睹，卻有一個通病就是只看好的一面，把它擴大解釋說給別人聽，而且因為屬於新知識，具有影響力。他們以中日親善的媒介自許，這種胸襟雖然可貴，但總是對中國有所偏袒，不容爭辯。

後來講到台灣文化協會左右路線分裂、最後日本總督府政策緊縮而導致整個民主運動的失敗，王育德引用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作為總評。簡言之，就是台灣當時的工業發展程度不高，工人階級的教育文化程度太低，因此排他的「無產階級運動」其實不是真正從無產階級中產生的，而是其他階級的知識分子，受到外來思想啟發而跳下來領導。然而，台灣作為殖民地，社會運動應該要聯合所有階級，才有成功的機會；矢內原忠雄甚至認為，需要由知識分子、中產階級領導，爭取到政治自由之後，整個社會才有階級鬥爭土壤。也就是說先團結一致爭取到政治自由之後再分左右啦！

我開始閱讀這段歷史的時候是看陳翠蓮的《自治之夢》，當時確實對文化協會的左右分裂感到一頭霧水。後來看吳叡人《福爾摩沙意識型態》第四章， 吳叡人把前因後果解釋地很清楚，我才知道他們到底在爭論什麼。然而，吳叡人這本書比較像事後諸葛硬把當時並不是很明顯的問題找出來，用來整理出完整的脈絡；我不太認為他的論述可以真實反映當時的狀況。所以我個人也是偏向王育德（或矢內原忠雄）的論點：在當時的情況下，最優先的還是政治自由，應該先團結爭取政治自由再來談路線左右。王育德特別提到這樣的論點仍然適用於今天（1970年代），我認為黨外運動與民進黨的主流的確是朝這個方向前進，一直到現在（2026年）——黨國陰影仍舊籠罩在台灣、轉型正義得不到社會過半數的支持——仍然適用。（而民進黨在80, 90年代也因著這個策略和國際上的因緣際會，至少成功讓台灣政黨輪替。）

日語教育對台灣現代化的影響：

日語的使用並非僅止於語言的問題。語言是表情達意的手段，學習量達到某一程度，就會引起質變，還會規定思考方式和世界觀。當然，語言背後的文化體系的優劣對這一點發揮極大的作用。不知道這是幸運或不幸，台灣人由於日語和日本文化而從封建社會蛻變到現代社會，因此日語似乎可以說給台灣人帶來相當大的質變。

台灣人在戰後無法對自己的命運有所共識因此沒有抓住稍縱即逝的機會：

所有參加聚會的人都主張台灣人的台灣、台灣門羅主義。至於具體上應該如何推動，卻無法定下方針。對於協約國的台灣政策，他們看不出任何苗頭，也摸不清國民政府會對台灣採取什麼態度。很明顯的事實就是，不能從安藤總督指揮下的日軍取得任何方式的合作。因此一般認為最聰明的辦法是觀望形勢，獨立的計劃屈服於機會主義的大勢下，化為泡影。

 戰後台灣人對中國人的心態——因為善良而自卑：

但是台灣人對中國人非常寬大，達到卑躬屈膝的程度。因為台灣人知道自己的罪行──不但對台灣人的解放沒有發揮任何主動的作用，而且表面上等於幫助日本侵略中國──抱著強烈的自卑感。利用這個弱點，中國人以征服者自居，君臨台灣，旁若無人。

 為什麼實行土地改革：

不管彼此的矛盾（陳誠與蔣經國）如何，有一點他們利害一致，那就是必須寄生於台灣人之上。國民政府逃到台灣後，立刻實施一連串的土地改革，實際上，這只是為了使國民政府本身成為台灣唯一最大的地主，確保廉價豐富的食糧，而採取的權宜措施。它還被當作國民政府「德政」的榜樣，利用於宣傳，甚至贏得不知底細的外國人的稱讚。 

「國民政府自賣自誇說：「『耕者有其田』──土地為農民所有，收穫由農民享受。這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教，也是政府既定的土地政策。」那麼為什麼在大陸無法實施，逃到台灣之後才實施？理由很簡單：土地是台灣人的，國民政府本身無關痛癢。（中國人也有同樣的看法。參閱一九六一年十一月，香港自力出版社發行，孫家麒著《蔣經國竊國內幕》一六頁。）」

為什麼美國明明幫助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安身立命，國民黨骨子裡還是反美：

美國無意允許「反攻大陸」，而只要美國不援助，「反攻大陸」就不會成功，這一點國民政府並非不知道。明明知道還叫囂不停，除了上面提到的理由外，還有其他的陰謀，那就是先算好下一步，把「反攻大陸」成為泡影的責任轉嫁美國，不露痕跡地使中國難民的不滿和憤激化為對美反感，以謀政權的安泰，到最後無計可施時，搞國共合作。

看到這裡真的很佩服王育德的洞見，真是先知！！

國民黨政府怎麼在台灣洗腦：

警察、特務的嚴重監視，使小暴動也不可能發生，這是符合常識的見解，事實亦是如此，但也必須指出，國民政府體制對台灣人所做的精神上的閹割，多少得到成功。國民政府不斷強調中國擁有悠久的歷史和偉大的文化，企圖激發台灣人即將喪失的中華思想。進一步煽動說，台灣人不要小裏小氣，腦子裏只有狹窄的台灣，應該有海濶天空到廣濶的大陸闖天下的氣魄，這種煽動對純真的青少年特別有效。

兩百萬屬於統治階級的中國難民造成很可怕的風氣，假公濟私，貪污瀆職，講人事關係，對工作不負責任。這種風氣也影響到台灣人的社會。從感覺到挫折進而失去衝勁時，這個影響就像惡魔的誘惑一樣發生作用，使許多台灣人模倣中國人的惡習，進一步產生「食爸倚爸，食母倚母」（胳膊扭不過大腿）這種畏縮、聽天由命的心理。

於是要追求自由和獨立的台灣人，在和國民政府鬪爭之前，必須先和台灣人的精神閹割進行鬪爭。

同時也講到蔣經國啟用台灣才俊，也是拉攏人心、鞏固政權的手段。

最後我覺得王育德批評海外台獨運動真的是醍醐灌頂：

不管廖文毅或誰，要在日本展開獨立運動，爭取旅日台灣人的理解和支援是先決條件。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鍥而不捨從國民政府統治的實情，台灣人和中國人本質上的差異，獨立的好處來說服他們。

尤其是最後《我如何寫台灣：苦悶的歷史》這一章，字字珠璣。我非常推薦有志者仔細看一遍，特別是這一整段：

台灣的獨立，本質上就是台灣人和中國人全面攤牌。由來於中國人的台灣人，為什麼不得不和中國人攤牌？無論如何必須追究原由。

我們的敵人經常指責我們「背叛祖宗」、「出賣民族」。這是足以令人感到畏縮、惡劣之至的罵人話。這種「道德上」的責難，具有跟人身攻擊含義不同的尖銳度。我們也許可以說：正因對這種責難未能準備有效而適當的反駁，獨立運動才陷入停滯。

「臨時政府」那些人有什麼歷史理論，我曾經加以調查。結果發現他們主張：「鄭氏時代是台灣人第一個王國，台灣民主國是台灣人第二個王國，現在的獨立運動是第三個王國復國運動。台灣民族和中國民族的區別在於血統……」。我對此不能不產生全面的懷疑，但最初而且最大的疑問則是沒有談到歷史以前的極為單純的疑問。

許多台灣人對政治漠不關心，現在的獨立運動陷入停滯──這是過去曾經兩度建立獨立國家的民族所應有的狀態嗎？亡國的民族所做的抵抗，應該不是這麼輕鬆的。試將朝鮮人強烈的對日反感和台灣人對日本的感情加以比較即能明瞭。也可以說，正因台灣人一次也未曾擁有自己的國家，才不知道奴隸的悲慘。

說鄭氏政權是台灣人的國家，根本牛頭不對馬嘴。鄭氏高喊復明，想要反攻大陸。台灣人建立的國家怎麼可以是對大陸眷戀不捨的好戰國家！

至於台灣民主國，親共台灣人所做的奚落更令他們無言以對。親共台灣人知道唐景崧的獨立宣言中有「恭奉正朔，遙作屏藩」等語，把它當作奚落的最佳材料。

而且「臨時政府」那些人逃避責任，未能說明台灣人建立的這些國家壽命短促的原因。記取亡國的教訓，使其有助於現在的「復國」運動，豈非指導者的責任和義務？

後來我向某幹部打聽他們真正的想法。他說：

台灣真正的歷史沒有人懂。我們只想到怎麼說對我們的宣傳比較有利。一般人常懾於權威或傳統。宣傳說台灣的獨立實際上有哪些成績，既冠冕堂皇，又能夠打氣。反正政治和學問是兩回事。

這是所謂吹牛皮嚇唬人，確實也有一些道理。但是即使有人會詆毀說我不是「政治上的人物」，我還是認為不可以吹牛皮嚇唬人。吹牛皮嚇唬人不但勞心傷神，而且時間一久會露出破綻。被騙的人一定會光火，造成反效果。

說實話，這種吹牛皮嚇唬人的宣傳，對他們的獨立運動究竟有什麼好處，令人懷疑。有多少台灣人感奮興起？有多少日本人表示敬意和同情？

訴諸事實的做法，就台灣人的歷史而言，正如我這次在書中所述，沒有任何地方可引以為榮，不如說只有一連串的恥辱，實在苦不堪言。

但正確的努力始於正確的認識。瞭解正確的努力方向，即使是很微弱的力量，也能發揮有效的作用。

我一直認為有志於台灣獨立運動的人，把台灣民主國——這個既不台灣、又不民主、也不是一個國的東西——當神主牌來拜實在很瞎。終於看到有人跟我有同樣看法了。

 

《造山者》的問題

《造山者》這部紀錄片其實拍得還滿熱血的。如果能讓年輕人重新燃起夢想、而不是只想著畢業後進台積電賺錢，我覺得是滿大的功德。

然而，這部片主要的問題是：是否會讓人認為獨裁政權的決定比民主體制好？

會有這樣的疑問，是因為這部片的所有受訪者一再對孫運璿感恩戴德、認為他的決策英明睿智有guts，甚至提到在民主國家裡國家產業政策不可能做出這麼大的賭注。

我認為這些評價都是事後諸葛——因為今天台積電很成功，證明當年賭對，才有這麼高的評價。台積電獨佔鰲頭先進製程也只是這十幾年的事——我2006年出國的時候台積電雖然優秀，但是沒有到這麼一枝獨秀的地步。如果孫運璿當年賭錯了呢？在獨裁政權下以孫運璿的背景，賭錯其實不會怎麼樣。這種環境之下我也敢賭啊。

下一個問題就是當年送去RCA學習的八人小組，是怎麼選出來的？紀錄片沒講，耐人尋味。
雖然有以上的批評，這群半導體先進的貢獻，我還是給予肯定。這也讓我反思：本土派想要建立更有台灣主體性的國家，也應該盡量累積科技、經濟的credits，才能夠說服更多人支持本土陣營。其實本土派的credits很多被媒體消音、淡化、甚至醜化（隨便想就有謝清志和翁啟惠的例子），是很嚴重的問題，需要更多人正視、想辦法改善、解決。不管如何，本土派需要繼續耕耘科技樹，因為科技能改變的事，超乎我們此時的想像。

吳叡人《福爾摩沙意識形態》補論

吳叡人《福爾摩沙意識形態》補論引用Linda Colley：「(1707-1837)大英帝國持續擴張，為各行各業的蘇格蘭人、威爾斯人和盎格魯—愛爾蘭人開啟了向上流動的龐大機會，這是一個關鍵機制，英格蘭人藉此得以吸引邊陲人民，尤其是蘇格蘭人，待在聯合王國之內，而不是選擇分離主義。」這一段和井野瀨久美惠的《大英帝國的經驗》異口同聲。

吳叡人下一句「有趣的是，日本國家建造者也依循相似的策略，在十九世紀晚期、二十世紀初期建立並擴大他們新的民族國家暨帝國的時候，向外收編在宗主國內向上流動受挫或無法滿足的邊陲人民。」

我立即想到荒勝文策(Bunsaku Arakatsu)，在台北帝國大學蓋了粒子加速器並成功進行atom nucleus collisions實驗。這是亞洲第一次、全世界第二次成功的原子撞擊實驗。兩年後荒勝文策即被調回京都帝大，在那裡湯川秀樹成為他的團隊成員。看來荒勝應該是一開始在日本找不到頭路，跑到台灣，做出口碑之後又回到日本。

吳叡人《福爾摩沙意識形態》前四章

看完吳叡人《福爾摩沙意識形態》前四章，順便來講為什麼我認為目前復振台語的第一優先順位是盡量把台語搬回公眾場域。

雖然說語言要變成國家語言、民族語言，需要優秀的文學來鞏固這個語言的地位。而文學中使用最全面最多技巧、創作最困難、也是當代文學中最被重視的，就是小說。然而，小說要引起廣泛共鳴與時代意義，就必須寫當代人、當代事。台灣當代人多半不會在公眾場域講台語，因此現在用台語寫小說，就好像1920年的台灣作家用華語白話文寫小說一樣，無法反映最真實的社會樣貌。這樣就變成惡性循環：當代沒有真實講台語的環境，就沒有以台語寫當代的材料。沒有傑出的台語文學，就沒辦法讓人認可台語的重要。所以，我的第一優先順位是把台語搬回公眾場域，假以時日，台語文學就有更多元的發展空間。

所以我的action items是：如果已經在創作台語文學，當然就是繼續創作；文學創作總是多多益善。但是如果本來沒有創作文學，只是想復振台語，我覺得更有效的方式是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使用台語，或是盡量在公眾場域使用台語。

我覺得我的理論大概是過於簡化，但是已經讓我有努力的方向——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台灣以台語給通俗演講，或是升學講座（因為物理演講大概沒什麼人想聽XDDD）。所以對我已經夠用了。

吳叡人的《福爾摩沙意識形態》之蔣渭水

之前看陳翠蓮的著作，對蔣渭水的印象除了長得帥之外實在是不怎麼樣；我不太能理解為什麼蔣渭水的評價這麼高。現在閱讀吳叡人的《福爾摩沙意識形態》，大概可以了解其原因是：

1. 蔣渭水在治警事件中的法庭答辯相當精彩，也是舊文協－台灣民眾黨（右派偏左）的台灣民族理論主要建立者。我認為作者吳叡人本人可能在1927年文協分裂後的眾多理論中，最認同蔣渭水主義。
2. 蔣渭水的理論其實吃了滿多孫文的口水。我對孫文的反帝非共理論不予置評，但是顯然當時東南亞很多國家都覺得孫文理論很好用。我要強調的是，正是因為蔣渭水理論承繼孫文理論而來，在台灣——國民黨文化強勢的環境下，蔣渭水根本就是理想的樣板。

台語復振的願景

我對台語復振的願景是Catalonia模式，也就是在每個地區，在所有公共場合使用一兩種主要的語言。

雖然說理想上是希望數種台灣官方語言都能夠全國通用，但是實務上我認為不太可能有足夠的資源做到十數種語言並列。當然現在科技——尤其是人工智慧——越來越進步；用科技突破資源的極限，我是相當樂觀也樂見其成。

不過以務實角度來說，我的願景是：
首先，投入資源平均發展各地，讓各地都有其獨特、並駕齊驅的高等教育與工作機會；
再以各地的歷史人文背景，讓各地有不同的語言作為主要通行語。

必需先有第一項的前提，才能有本錢做第二件事。驅逐利益是人性，沒有足夠的實際誘因，就無法吸引更多人來學習各種不同台灣語言。

我的願景啟發自Catalonia和瑞士，這些地方的實務實行，我覺得值得台灣本土派研究、借鑑。其實歐洲十九世紀形成民族國家的時候，多多少少都有為了統一國家語言而打壓各地方言的問題。Gianluca說Torino地區的方言其實很像法語——完全合理，因為Torino所在的Piedmont地區就是跟法國接壤，而跟今日義大利文——以前Toscana的方言——比較不同。我才拜訪過的Valencia也有自己的語言，但是在獨裁者Franco執政的時候被打壓。照片就是在Valencia市區的牆壁上以Valencian書寫的塗鴉。

跟Gianluca討論這個願景的時候，他提出這樣會不會讓台灣沒有共同體意識、讓台灣分裂成不同國家？我覺得這是今日歐洲人沒有認真去追究十九世紀被打壓的方言的原因。至於在台灣，我是覺得西部因為有高鐵帶來的一日生活圈，應該不至於分裂；另一方面我覺得如果共識是分裂，也沒什麼不好的。

姚嘉文《民主台灣一百年》新書發表演講

昨天去聽姚嘉文在Milpitas台灣灣區文教中心的新書演講《台灣民主一百年》。原來姚嘉文曾經在Berkeley進修，灣區也是他的守備範圍。

會場的聽眾幾乎都是白頭髮的長輩，我一進去大概讓整場平均年齡減五歲；不過後來人數增加、也有一些五、六十歲的聽眾出現。因為長輩們節奏比較慢，便當也還在路上，就開放給聽眾請姚嘉文簽名。我也因此在排隊的時候認識了新朋友——當時在場除了我以外唯一黑頭髮的聽眾。

姚嘉文簽名超有誠意，每個要簽名的聽眾名字都寫上去；連我這種沒貼名牌、名字筆劃多的都不例外。

歐基桑多的場合通常控場就是很有挑戰性的任務。這次主持人是個年輕人，他開場之後、姚嘉文已經站起來準備開始演講，此時前排歐基桑開始舉手發言，實在讓人哭笑不得。

以下全憑記憶，可能有疏漏或錯誤：

• 姚嘉文說他本來打算寫台灣民主五十年，不過後來發現需要把脈絡寫清楚，只好寫到一百年，整個增加一倍。
• 一開始也算是介紹姚嘉文寫《台灣七色記》的用意。《七色記》第一本《白版戶》寫的是晉室東遷之後，推動中原士族落籍江南的「土斷」制度、遭到大力反對的故事；以此反映蔣氏政權在台灣的「籍貫」制度。整場演講姚嘉文屢屢提到趙少康的反對意見，趙少康儼然是姚嘉文的謝龍介 XDDD
• 以1895年的台灣民主國作為時間上的起始點，而《七色記》中最厚的一本《黃虎印》就是在講台灣民主國的故事。這本也被施如芳改編為歌仔戲、由唐美雲主演。雖然施如芳的劇本讓我抖了一下（不過施如芳的唱詞寫得很美，我很喜歡），唐美雲的帥氣度和姚嘉文作為原作者，還是會讓我想看這齣戲。我對台灣民主國評價是：這個組織既不台灣、又不民主、也不是一個國家，把台灣民主國當作台灣追求民主的歷史超瞎。我比較贊同吳密察把台灣民主國和乙未抗日分開來看的觀點，而這在吳密察的論文《日清戰爭與台灣：從民主國到乙未保臺之役》寫得很清楚（收錄在吳密察新出的書《台灣史是什麼》）。
• 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姚嘉文有講到台灣議會請願運動跟朝鮮的抗日是本質上不同的運動。不過這一點在吳密察的論文集《台灣史是什麼》有不少討論，非常推薦。
• 二二八與白色恐怖
• 舊金山和約：通過考試的外交人員有2/3不知道舊金山內容、而只知道開羅宣言。因為考試沒考。
• 1958蔣介石杜勒斯聲明：是蔣政權「中國神話」的崩解
• 雷震案：1960, 1970
• 彭明敏
• 根據米國檔案，楊西崑自稱其與蔣介石表示過：「退出聯合國」是中華民國的「政治自殺」。
• 中華民國地圖一直包括中國、蒙古。有一次姚嘉文為了要跟外國朋友講這件事，帶朋友跑去洛杉磯的華文書店。結果老闆找到一張這種地圖，直接送給他們。
• 與趙少康辯論國大代表的外省席位：趙少康堅持國民大會要保留外省代表席位，姚嘉文反問，中華民國有跟外省收稅嗎？我們都知道有收稅沒代表結果是什麼（戳中我笑點），那有代表沒收稅？
• 中壢事件：反應的是民眾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滿，當時不見得真的有做票
• 美麗島大審：審判長說我都有讀你的書，我很喜歡，拜託你配合一點。不過不管怎麼判，決定的人都不是審判長。
• 1986年民進黨籌備成立時在姚嘉文家討論，而姚嘉文本人還在坐牢。
• 立委減半的嚴重後果：民進黨得票數高，席位卻少
• 沒有主權就沒辦法講民主

姚嘉文講完之後，主持人說我們可以接受三個問題。是說阿宅我願意出席實體活動就是為了要用台語問問題啊～所以我就舉手問：

感謝你一世人為台灣民主拍拚。歹勢我台語講甲足䆀ê。我有兩个問題：是按怎戰後台灣人無想欲獨立？第二个問題是，這馬有一寡台灣人足討厭民進黨、無愛投票予民進黨，你有啥物想法？這敢有可能解決？

姚嘉文回答說，第一點是因為戰後時台灣人還沒有共同體意識。日治時期日本人對台灣人不好，所以台灣人寄望「同胞」中國人會對台灣人比較好。但其實中國人對台灣人更壞。台灣人不了解中國人，才會有此誤解。第二個問題：民進黨成立的初衷是「改革台灣社會」，當時重點是「正名」「國會全面改選」「加入聯合國」。雖然國會改選達陣，但是改革並不應該就此結束；而隨著民進黨的演化，黨內也開始有「改革」和「選舉」的辯論。主張「選上公職」最重要的黨員佔上風，因此每次開會，往往先討論選舉章程，討論完之後就沒時間討論改革項目了。同時，有些黨員選上公職之後開始得意忘形，有些貪污、舞弊的問題，姚嘉文認為「跟國民黨也沒什麼兩樣，所以選民討厭民進黨也是當然，也因此蔡英文選上總統的時候，要大家『謙卑、謙卑、再謙卑』」。

我覺得姚嘉文應該是比較重視改革也比較理想化的人，所以沒有回答到我想要問的。下一個歐基桑問到有關國民教育、台語教育的問題，由周清玉回答，比較接近我想問的事。周清玉的回答簡言之是台灣很多人不知道台灣的歷史、現在也很多年輕人因為成長在民主時代、認為民主理所當然。因此，我們更應該堅持，繼續做歷史、台語教育的事工，不能讓台語（傳承台灣歷史文化的載具）和台灣歷史中斷。政府有無法辦到的事，我們應該在民間努力。

結束後我去洗手間的路上，有位大姐跟我說她很喜歡我第二個問題。我第二個問題上禮拜週末有稍微想過、跟朋友討論過要怎麼問；第一個問題是因為聽到姚嘉文講了不少日治時代的民主運動、和朝鮮的對比、加上我早上出門前剛好聽到《台灣人台灣事》「朝鮮獨立運動在台灣」那集，和開始的問候都是臨時加的。我覺得能讓我用台語發問、而且顯然大家都聽得懂，實在是太值回票價啦！！

蔡潔妮《書寫一部台灣美術史：一段爭議的政治進程》

第二章：美術的論述似乎很依賴藝評家，而不是由觀者直接觀看。不知是否也是儒家文化的展現，或是因為缺乏在地連結，只能用論述來學習美術感知。

第三章，我認為中國主義者對文化是很敏感，所以他們的擔憂其來有自。反而是本書作者沒有掌握到一點：就算本土化運動中台灣性與中國性混在一起，經過時間之後會慢慢被討論、分開（她在p112似乎有觸及到這一點）。因此反本土派的說法並不是杞人憂天。

第四章，說到台灣味粗鄙、俗豔，我就覺得米國鄉村風和歐洲的洛可可都很俗豔。

雖然我也認為台灣人的認同問題是台灣社會作為一個共同體，最根本的問題；而且統獨問題是認同問體的外顯（表相）。這本書中西方性、中國性、與台灣性的競合，也是台灣人認同問題的外顯。然而，這本書將大部分的篇幅放在戒嚴後，與列舉的藝術家，讓我察覺真正的主題應該是這三者的競合（也是認同問題的表徵）——以美術史為例。李石樵的名字在前五章只被提到一次，而且是作為背景（第六章有寫更多）；以台灣美術史而言，是否有cherry-pick的問題？也就是說，作者的意圖並不是勾勒出台灣美術史，而是以台灣美術史作為背景，來探討西方性、中國性、台灣性的關係，和台灣政治社會的關聯。我認為書名隱約反映出作者的意圖，或許也可能想成《台灣美術政治史》。作者所要探討的問題絕對是台灣美術史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但必須小心的是，因為不符合作者的理論而未被討論的藝術家。換言之，讀者必須小心這本書的論點是否削足適履。

有關二二八藝術作品的女性敘事：有可能是真的缺乏女性主義視角，有待未來女性主義視角的作品來補足；但這不足以成為批評台灣國族主義的理由。

林孝庭《意外的國度》第七章

第七章，第一位米國來的英文老師（誤）柯克(Cooke)登場——柯克的「特種技術合作案」(Special Technician Program)是來台灣賣肥料的，所以還不算是英文老師。柯克是米國退役海軍上將，來台幫助蔣介石是因為米國親國民黨的政治人物與「中國遊說團」的組織「中國國際商業公司」與人脈。書中沒寫、但我猜測柯克來台助蔣的動機或許是想要有更大的影響力和做軍火生意。總之，蔣介石藉由柯克拉攏了東京盟總的麥克阿瑟；同時，華府國務院認為蔣介石太廢想嘗試倒蔣政變（由孫立人取而代之）、讓台灣不至於落入共產黨之手，但是麥帥挺蔣、以至於政變成功的困難度大大提高，政變計劃胎死腹中。蔣介石不愧是政治鬥爭敗部復活的第二名。不過第七章蔣介石還是各種大為光火、大發雷霆、惱怒至極，這本書應該可以作為「蔣介石震怒成語辭典」。

柯克的特種技術顧問團也讓華府國務院與東京盟總的矛盾加深，米國駐台北領事館對柯克和東京盟總各種繞過國務院官方管道參與台北政府軍政決策非常不滿——包括麥帥1950年七月底參訪台灣。不過最後1951年中特種技術合作案結束的原因，是台北駐美空軍採購團團長毛邦初不滿特種技術顧問團有自己的管道進行軍事採購案、台北駐美採購團無法分一杯羹，就跑去跟FBI和米國空軍特別調查部控告中國國際商業公司代表台北非法在米國採購軍火，還指控一些國務院官員以違法手段助其取得武器出口許可證。這讓空軍雷達採購和新的雷達技術人員計畫被迫中止。只能說中國人真的是內鬥內行，外鬥外行。

這章依然是蔣介石視角：「另一方面，面對內憂外患，蔣介石底下的國安單位也開始在台灣各地展開恐怖的肅清行動，剷除島內的地下共黨組織與反國民黨外圍組織，將監視、布建的觸角往下延伸至台灣各地的基層群眾。這些手腕呈現了黨國體制在台灣形塑過程中不太令人意外的一面，旨在穩定國民黨於島內的統治，重建蔣介石在統治集團裡的最高地位。也許對國民黨而言，在當時艱困的時空背景環境下，使出非常手段以鞏固權力，有其必要性，然而這些後來被稱為『白色恐怖』且極具爭議的整肅行動，也在數十年後，產生強烈無法的政治後座力，讓國民黨政府必須為其當年的作為，付出極大代價。」我一點都不認為國民黨有統治台灣的正當性；而且當年要不是陰錯陽差，以米國國務院對台灣的規劃，台灣可能在1950年就讓聯合國託管了。所以這段文字根本就是避重就輕。

林孝庭《意外的國度》第一、二章

看完兩章《意外的國度》，我覺得作者林孝庭果然就是中華民國視角，和我之前讀過他文章的印象一致。其實第一章還好，大部分事實陳述都沒什麼問題。第二章寫到二二八，問題就紛紛出籠。

第一是二二八事件完全使用官方敘事：

「這些政治力量一度奪取台中、嘉義、台南、高雄與台東等地的軍械庫，並與各地方政府當局發生武裝流血衝突，許多參與暴動者被逮捕後，遭到國民黨政府處決或軟禁。」其註解是「關於官方論點的詳細二二八事件報告，見賴澤涵《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時報文化，一九九四）」，後文甚至用「台灣暴亂」來指稱二二八事件。

第二是不斷黜臭（吐槽）葛超智(George Kerr)：

「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由布雷克、葛超智等駐台北外交官所撰寫的諸多觀察報告與建議，因充斥太多個人情緒與觀點，而引發諸多爭議，導致司徒雷登大使不得不提醒華府國務院，勿遽爾相信其有關台灣暴動的論述和評斷。」可是之後又一再引述葛超智對米國國務院提出有關台灣的建議，且認為很有道理。既然如此，我認為比較有可能的狀況是葛超智的觀察紀錄比較可靠，而米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則偏向中華民國政府的立場反而比較偏頗。

作者為了說明二二八之前台灣的情況沒有那麼嚴重，引用英國駐淡水領事館的說法：

「當時亦參與接收台灣任務的英國人士，其第一手記述或許可以平衡一下葛超智稍嫌誇大與主觀偏頗的說法。」

「一九四六年夏，英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的一份台灣政情觀察報告即指出，陳儀在處理名義上是中國人、然而實際上具有強烈島民心態、且與中國大陸傳統社會格格不入的台灣人與台灣事務時，表現得頗為出色。」

問題是二二八事件之後，英國駐淡水領事丁格(G.M. Tingle)與葛超智、布雷克(Blake，米國駐台北總領事)的看法不謀而合：

「他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立即拍電報給倫敦，說台灣問題的最佳解決辦法，就是讓該島脫離中國大陸的治理。......如同葛超智，丁格亦表達了對陳儀的憤懣，並說如果陳儀主持下的台灣省政體制不改變，那麼英國或者其他國家的官方或者民間貿易發展，在台灣都不會有任何實現的機會。」

是說林孝庭本人不覺得這兩段自相矛盾嗎？1946年夏陳儀治理台灣出色，1947年二月就爆發二二八，難道不覺得哪裡怪怪的嗎？

趁假日先把看完的筆記一下，接下來可能沒空寫筆記了。

後藤多聞《何謂中華、何謂漢？》

後藤多聞寫這本書是受到司馬遼太郎的啟發，探討所謂的「中華」和「漢」。我對這本書的評價是introduction很有趣，作者找《二十四史》、《資治通鑑》原文、以及相關領域日本學者如宮崎市定、川本芳昭等人的研究成果很用心，但是論證有點薄弱，而且行文之間內心小劇場開太大。

作者的方法是從《二十四史》、《資治通鑑》找「中華」的用例，跟「中國」和「華夏」的用例做對照，其結論是「中華」這個詞彙特別是用在中原政權的對外關係上，也就是中原政權在界定我國和他國——這裡的「國」和現代國家的意義不同，傾向文明主義，以文化（亦即生活方式）決定——才會使用原本是星宿之一的「中華」一詞。

作者爬梳「中華」這個詞出現的脈絡：西晉時第一次出現，然後在五胡十六國被所謂的胡人/遊牧民族政權（作者稱之為「騎馬民族」，但我覺得沒有必要使用這個新名詞）發揚光大。尤其是幾個統一華北——也就是中原——的胡人/遊牧民族政權：前秦苻堅、北魏孝文帝與隋文帝，而在中原皇帝與遊牧民族的天可汗——唐太宗——身上發揚光大。因為當胡人/遊牧民族軍事征服華北之後，就必須證明自己統治中原的正當性以維持統治；尤其征服華北之後下個目標通常就是併吞江南的原中原政權與其繼承者，這些遊牧民族政權更需要有入侵江南的理由。此時他們的手法就是發明一個定義，來指稱有正當性的中原統治者，同時讓這個新定義包括自己的政權和原來的住民。苻堅在入侵江南之前先論證「氐人非胡」，北魏孝文帝不惜邯鄲學步也要強制推行漢化政策，都是為了取得統治中原和江南的正當性。這點在川本芳昭的《中華的崩潰與擴大》也有提到；而這本書則指出，「中華」——借鑑古書創造出來的新詞——就是這個包含遊牧民族與原來農耕民族（漢人）的定義。

然而我認為本書最嚴重的問題是「中華」在史書中的例子太少，尤其跟「中國」比起來，是十幾例與數百例的差別。此外，漢文中「中國」原意指「國中」，是「首都」的意思；要分析「中國」與「中華」的差別，就不能只是control+f找到「中國」的數量，而必須明確分別哪些「中國」指的是國家。另外，各朝代正史的「中華」都只有十數例，我認為樣本數不足以支持作者的推論。不過要特別澄清的是，遊牧民族必須想辦法認證自己統治中原與江南的正當性，這個觀念沒有問題，也不是後藤多聞發明的；只是這本書沒有說服我「中華」一詞是特別用在這個觀念上。

同時，我看不出來遊牧民族有什麼統治中國本部的正當性，所以作者內心小劇場一直用「彩虹」「悲願」「壯舉」來形容實在是覺得很煩。作者對中華還是沒有杜正勝所洞見的深刻。北魏孝文帝和唐太宗的中華，雖然是文明主義，到底還是以武力迫使對方屈服。

附帶一提，三武廢佛的根本原因也是文化正統爭論。崇佛是推崇遊牧民族文化的表現，而廢佛則是因為統治者想要獨尊儒教以證成其統治正當性。

這本書也提醒我思考唐太宗為什麼會變成王羲之的狂粉，連《晉書・王羲之傳》都要自己給他重寫。以遊牧民族（唐王室）需要取得中國本部統治正當性的角度來說，唐太宗恐怕是藉著書法——某種程度可以說是漢字文化的精華——來彰顯他統治中國本部的正當性。從中衍生的問題是，到底王羲之的書法成就是真的這麼高，還是唐太宗捧出來的？我本來就很喜歡王羲之的書法，所以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以下是零碎筆記：

• 「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通鑑》卷百十八，義熙十三年。）」
  後藤說「崔浩在這裡所說的『中華』指的是東晉。」顯然是斷句錯誤。
• 唐太宗收集王羲之書法，由虞世南、褚遂良（虞世南過世後）鑑定真偽。鑑定為真者在紙縫處蓋上「貞」「觀」兩個小印——原來唐太宗是印章男孩一世。
• 我認為武則天應該不是漢人，或者說她在文化上應該不是遵照漢人文化。不然她跟唐太宗、唐高宗父子都有一腿漢人文化叫「聚麀」，等同禽獸。漢文化也不太可能讓她以女子之身稱帝，頂多就是作掌握實權的皇太后。
• 「維吾爾人也逐漸浸淫在中華的禮教中；即使不懂漢文，也知道在高尚的人面前低頭才是對的。」（司馬遼太郎/陳舜臣/金達壽《在歷史的交叉路口——日本、中國、朝鮮》）這種話你敢講我還不敢聽。

蔡潔妮《書寫一部台灣美術史：一段爭議的政治進程》新書發表會

今天聽了蔡潔妮線上新書發表會。發表會是全台語，剛好讓我練習台語聽力， 摸蜊仔兼洗褲。這本書是作者蔡潔妮的博士論文，以次帝國的觀點，探討西方性、中國性和台灣性在台灣美術史的影響；尤其是戰後的發展。不過她所提出的框架，亦即用殖民來解釋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策與文化發展，不管對台灣學界還是對法國漢學界，都是相當新穎的觀點；因此許多人不能接受，甚至排擠她。還好這本新書賣得相當不錯。

發表會的演講提到二戰剛結束的時候，中華民國政府為了顯示中國性比之台灣的優越性，讓中國性與位階更高的西方性結合；舉例來說，當西方流行抽象畫的時候，中華民國政府就連結水墨畫中的寫意，推崇寫意畫。而當中華民國被踢出聯合國、被米國斷交的時候，政府就需要加強中國性與台灣性的連結，以取得統治台灣的正當性；也因此朱銘的太極系列和其他美術家鄉土色彩濃重的作品就被看重。到了兩千年後中國崛起，台灣美術界也分裂：一派看到西方世界重視中國想要分一杯羹，於是重視中國性；另一派則用戒嚴時期中華民國完全不會碰的原住民與本土題材來強調其獨特的台灣性。前者為了要壓制後者，發明了許多打壓、醜化本土化的說法，例如抬高「全球化」的位階，塑造「關心本土議題就是沒有國際觀不登大雅之堂」的形象；同時強調美術與政治脫鉤才能彰顯恆久、普世性質的問題，簡言之就是「政治歸政治，美術歸美術」。

西方性、中國性、台灣性的策略聯盟，讓我想起陳翠蓮在《重探戰後台灣政治史》所分析的米國、中華民國、台灣的關係。戰後中華民國為了取得統治台灣的權利，拼命拉攏米國打壓台灣本土派；1970年代被踢出聯合國被米國斷交以後，蔣經國只好拼命在形式上提拔台灣人，並且不能不民主化，以重塑中華民國統治台灣的正當性。

中華民國對台灣而言是殖民政權這個觀點，我從2014年太陽花運動時期就略有所聞，因此對我來說並不新。然而我覺得這個觀點需要在學界有更多的辯證；實務上，要怎麼在目前險峻的中國威脅之下一邊保持台灣政局與各國盟友的穩定，一邊「解殖」，對本土派政治人物是艱困的挑戰。而中華民國學界——尤其是人文相關學界——的華腦太多，我對學界能否平心靜氣地「辯證」這個議題，實在不太樂觀。只能希望這幾年、未來有越來越多本土派學者進入學界。

作者蔡潔妮也花了不少時間分享她與她博士論文漢學審議委員的爭論，因為她回覆該審議委員的郵件也收錄在本書中。因為這篇論文是台灣美術史研究，在法國漢學界台灣屬於漢學研究的範疇，蔡潔妮的論文委員至少有一位必須是漢學家。她的漢學家委員對論文中的論證沒意見，但是整個是中華民國視角，完全無法理解蔡潔妮所描述的台灣，也不同意她用次帝國殖民的框架討論戰後台灣美術史。該委員甚至裝死、裝出差不回覆，讓作者的博士論文口試資格一度陷入危機；所性作者的指導教授最後與該委員溝通的時候指出「如果論證沒有問題、而只有前提你不同意的話，這是一個學術辯論的機會。你應該讓這位學生口試，你來口試現場辯論。」該委員接受了這個觀點給過，不過拒絕出席口試。

作者與漢學家委員的爭論包括「本省人」「外省人」的法文翻譯。法國漢學界把「本省人」翻譯成"Taïwanais de Souche"，但是"Francais de Souche"在法文的脈絡是在歧視鏈底端的法國白人，跟「本省人」在台灣的位階完全相反。作者非漢學家的指導教授指出這點，於是作者從善如流不採用法國漢學界的翻譯。

其實關於台灣學界華腦太多和西方漢學家太多中國（包括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視角、對台灣不友善的事情我講過很多次了，可惜一直沒有什麼回應。這次聽到蔡潔妮的說法，印證我的觀察並不是杯弓蛇影，也不是空穴來風。

胡佛研究所之蔣經國日記1979

早上在兩個重要meetings的夾縫中又跑了一趟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因為我的預約時間是明天，拜託了館員又因為有空位才讓我進去。

今天只有不到一個半小時，設定的目標是把蔣經國1979年日記中有關對待中國和台灣國防的部分節錄出來。前天節錄十月有關潛艦的部分不是很清楚，於是我先查九月十月的日記合訂本，把完整的句子抄下來。之後從一月開始看。

這次因為比較熟悉蔣經國的筆跡和日記格式，目標也比較明確，然後為了節省時間沒有邊看邊黜臭/thuh-chhàu，所以順利地在時間內查閱完一月到八月的日記（不過當然沒有前天讀得那麼仔細）。連同前天的份我看完了1979年。年初「中（華民國）」美斷交之後蔣經國的各種崩潰和哭枵就留待日後分享了。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一個多月前我就預約了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e)的檔案閱讀室，想說來見識見識兩蔣日記。不過因為一次不能調閱太多本，我也覺得不可能在閱讀室看四個小時的資料，就調閱了蔣經國日記最後一年（1979年），然後在Taiwan collection中隨機選了幾種。

今天下午來到檔案閱讀室的時候才發現原來我預約的是明天下午，不過因為檔案已經調閱出來了，閱讀室也還有空位，館員就臨時幫我預約。蔣經國日記雖然不是原件還是不能拍照，只能用館方提供的紙筆抄寫。我本來是想看美麗島事件、陳文成命案和江南謀殺案之後的日記，但是日記的最後一年是1979年，所以就從最後一卷十一月和十二月看起。

胡佛研究所的閱讀室預約最短時間是四小時。我預約時想說我怎麼可能在那邊看四小時，結果今天一小時大概看完一卷（兩個月）日記，最後看完兩卷還想繼續看。所以還真的有可能看四小時。不過1970年代的蔣經國日記台灣國史館去年底已經出版，台灣的朋友就不需要跑來這裡看。

看完四個月的日記，我認為陳翠蓮在《重探戰後台灣政治史》對蔣經國的分析很中肯。然後日記的紀錄還滿誠懇的，我也可以想見腦波比較弱的人研究蔣經國日記之後就變成蔣經國視角（我絕對不是在說林孝庭....才怪）。蔣經國的字還算好看，我為了不想輸給特務頭子所以筆記也盡量寫工整一點。他的日記本很像小學生日記本，格式每天一頁印好好的，每個禮拜有本週反省，還有本週預定工作。不過這四個月蔣經國看起來就是一直踅踅唸，所以寫在十月二十日的那一頁不見得就是十月二十日。

蔣經國在這四個月的日記裡講陳履安、郝柏村的壞話，而李登輝只有出現一次，陪蔣經國去馬祖，完全沒有戲份。也因此我認同陳翠蓮的說法，蔣經國根本沒有想要培養李登輝當接班人。日記多半是在七海官邸寫的，提到的家人是蔣友梅（蔣孝文的女兒）。也有提到一兩次章女（章女係指蔣孝章）。

因為中午在跟同事講話兩點才到，看完兩卷蔣經國日記已經四點多了。閱讀室四點半關門，我就沒看我調閱出來的膠卷，而隨便選的一盒剛好是1996年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的文宣品。

Wendy Cheng, "Island X: Taiwanese Student Migrants, Campus Spies, and Cold War Activism"

今天參加了教授協會和北美台灣婦女會聯合辦的"Island X: Taiwanese Student Migrants, Campus Spies, and Cold War Activism"讀書會。連線的只有三個人，所以我講了滿多意見。然後因為有成員不太熟悉台語，我們今天就只有使用英文。（對讀書會有興趣的人，麻煩聯絡我；我得到主持人的首肯之後也會在這裡貼她的email。我也跟大家廣告了台灣學校的台語課。）

主持人說作者Wendy Cheng是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所以使用的語句可能比較學院式，不太好懂。連寫英文句子躼躼長（lò-lò-tn̂g）的Gianluca都說作者的句子比他寫的還長。不過不曉得是不是因為我對內容並不是完全一無所知，還是因為以往我閱讀（工作以外）的英文書都是文學小說更難懂，我覺得除了一開始單字比較多之外，後來越讀越順、閱讀進度比預期中快。

主持人非常用心，準備了有趣的問題。我特別想記錄的討論內容有兩點：第一是作者提到1960-1980年代的台灣留學生，對美國的帝國主義算是相對友善、也不太批評這一點。主持人講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問：

「假如今天美國沒有帝國主義，或者說美國完全不在乎太平洋，請問我們台灣要如何保持我們的主權？」

這個問題沒有人能夠回答，包括我自己。

接著我們討論如何維持台灣的主體性，擺脫被類殖民、或是附屬的狀態。我的意見其實跟我閱讀第二章的感想互相呼應。閱讀第二章，我覺得有強烈台灣意識的人，絕大多數都投身政治和社會運動是很可惜的事。政治和社會運動固然重要，也需要一定的人才投入；但是我認為某個數量有強烈台灣意識的人留在自己的專業領域發光發熱做這個領域的領導者也同樣重要。舉個我比較熟悉的狀況：台灣真正的諾貝爾獎得主只有李遠哲一人；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都是中華民國人或中國人；雖然在台灣受教育，他們跟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假如今天有十個有台灣認同的諾貝爾獎得主，除了台積電、Nvidia有另外十個有台灣認同的重要科技業，這樣持續三十年，台灣的國際地位絕對會慢慢提高，朝向日本的國際地位甚至超越。這樣擺脫被類殖民、被利用的地位也是水到渠成。

我的想法並不那麼政治正確，也是受到日本、義大利、德國這些後進國家如何躋身列強的啟發。其中當然有很多細節需要更完整的計劃。例如台灣有必要進入國際社群，參與制定新科技的標準規格，才能真正讓這些科技業成為該領域的領導者。也因此我一直認為中國孤立台灣、阻止台灣參與國際社群，是他們對台灣所作所為中，傷害程度排名前三的事。

第二章有講《科學月刊》的創辦人林孝信。《科學月刊》是我高中時最喜歡的科學雜誌，也是最常看的兩本科學雜誌之一（另一本是日本的《牛頓》）。